第11节(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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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您在审问他的时候,他没告诉您?”

付贵听到这,气哼哼地咳了一声:“哼。佛头案发以后,北平警局要拿他。本来这案子没我什么事,我主动请缨去审他,认为这里面绝对有冤情。许一城是我的好朋友,我得想办法替他洗刷。”

“您怎么如此笃信?”

“因为这案子蹊跷啊!我告诉你,盗卖佛头这案子,唯一的证据,就是木户有三在日本学报上登的那篇文章,这叫孤证。至于那枚佛头他们是在哪盗的,什么时候盗的,这些细节一概没有。这么一个案子,一城只要推说都是那日本人所为,自己只是受了蒙骗,不说开释,多少能有减刑。结果一城那混蛋根本不配合,什么都不说,问来问去只有一句话:老付你不懂。过了几天,他索性认罪了,说左右是要死,这最后一份功劳不如送给老付你,你说可气不可气?”

他说到这里,一拳砸在桌子上,酒盅掉在地上,摔成了五六片,显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了几十年。老太太闻声走进来,把碎片收走,又给他拿了一个新的。

这番话让我呆在了原地。听付贵的意思,许一城竟是自投罗网,主动承认了罪名。这在道理上完全说不通啊。药不然见我沉默不语,抢先问道:“那个木户有三,你打过交道么?”

付贵听完却十分为难,他默默拿起酒杯又啜了一口:“我跟木户有三不是特别熟悉。我也只是跟他吃过两次饭,还是跟许一城一起。我对日本鬼子没好感,不过这个人,倒不是什么坏人。我做探长这么多年,什么人我一眼就能看透。木户有三这人,就是个书呆子,高度近视,不擅言辞,没事就捧着本书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吃的那两顿饭,其实一共也没说上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许一城聊天,他陪在旁边,一脸呆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若不是后来因为他而导致许一城入狱,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好朋友呢——所以你们说我能解开木户笔记的密码,实在有点勉强,我跟他,真没什么交集。”

“审讯许一城的时候,木户在吗?”

“怎么可能,那家伙要敢来北平,我一枪崩了他!”

“他有一本笔记,当时被当做证物收走了,还是你签的字。你有没有印象?”

付贵歪着头沉思了一阵:“好像是有这么一本东西……不对,是一摞,一共有三本。”

我们三个一听,都是一惊。那种牛皮镶银笔记我手里有一本,木户加奈手里有一本,居然还有第三本?

“笔记本里写的什么内容你知道么?”

“不知道,里面用的是密码。我估计大概是考古笔记之类的东西吧——不过许一城自己已经承认,所以检控方对这些笔记也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成二类证据,没费心思去破译。”

果然这第三本笔记,也被加密过了。只是不知道它用的密码是和《素鼎录》一样,还是跟木户笔记相同,抑或有自己专属的密码。

“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我问。

“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全收了?”

“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政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抗战胜利以后,我勉强避过了汉奸的风头,还抱上了北平警备司令的大腿。可惜抱得太紧,等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我想松开都难了。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在监狱里待了小半辈子,出来以后也干不了警察,就靠当年跟许一城混的时候学到的一鳞半爪,在天津当个拉纤的。”

“不对……”我喃喃自语。桌上其他三个人都听到了。付贵眉头一皱:“你说什么不对?”

我抬起头:“我说您收的那样古董不对。”

“你是说你爷爷给了我的是赝品?哼,你太不了解他了!”付贵不悦道。

“不,不,不是说这枚青铜镜是赝品,而是……”我飞快地组织着语言,“而是你拿到那枚青铜镜的地点,有问题。您刚才说,这东西是搁在一个冰窖里的?”

“对,就在城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头,以前是给宫里专门存冰用的。”

“这就奇怪了。我爷爷是白字门的大行家,五脉掌门。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没常识的事来。”

我的话立刻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我扳着指头解释道:“青铜镜的合金配方是锡加铜,而锡这种东西,在低温下会变成黄色粉末。青铜器如果放置环境不对,其中的锡成分就会形成粉蚀,还会迅速传染到附近的区域——所谓‘锡疫’。所以青铜器的保管,低温是一个绝对的大忌。”

冰窖,顾名思义,是存放冰块的地窖。古人没有冰箱,只能挖一个很深的地窖,在冬天把冰块放进去,利用低温存放到夏季使用。所以冰窖里的温度,是非常低的。把青铜器搁在里头,不出一个礼拜,就会得上锡疫。

许一城是青铜器专家,他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把送给朋友留念的青铜器放在冰窖里?

“可他确实是那么放的呀。”付贵辩解道。

我注视着他的双眼:“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是通过这个铜镜,想传递什么信息,但又不想被其他人知道,所以才会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放置办法,来做出暗示。而这个暗示只有铜镜发生锡疫后,才能被发现。”

“咳!他何必跟我绕这么大圈子?有啥话不能直说。”

“佛头这件事,牵扯太广,多少方势力都在暗中窥视。我爷爷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您后来拿到铜镜以后,可记得上面有什么东西?”

付贵道:“从冰窖起出来以后,就一直搁在家里。青铜器我不太懂,也就没怎么仔细看过。”

黄烟烟忍不住问:“那枚青铜镜现在在何处?”

说到这里,付贵面露羞赧,拍了拍脑袋,这才说道:“呃……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前两年老婆子要看病,我把它给卖了。可看病的钱还是不够,所以我才想跟孙掌柜联手,搞一回大的,就带老婆子回家乡养病。没成想倒让你们找上门来了。”

原来他是急着给老婆看病,才定下这么一个坑人的计谋。不过仔细想想,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也缺少专业技能,做拉纤本身又赚不到什么钱,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药不然耐不住性子,抢着问道:“卖给谁了?”

付贵说:“一个安阳的老板。他说需要一枚古镜镇宅,从我这里收购走的。唉,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为了给老婆看病,我也不想把一城的东西给卖喽。”

我们三个人对视一眼,看来这趟旅途还没结束,少不得要跑一趟安阳了。我找付贵要了那个安阳老板的地址,仔细抄录下来。那老板叫郑国渠,名字挺有意思,估计他爹是秦始皇的拥趸。

我拿起桌上的酒盅,双手举起,恭恭敬敬道:“付爷。我这第一杯酒,是为今天的鲁莽道歉。”然后一口喝光,又倒了一杯:“我这第二杯酒,是替我爷爷许一城敬您这位好朋友,这么多年,还一直惦记着他。”我再次一饮而尽。

我本来不大擅长喝酒,到这时候脑袋已经有点晕了,可我还是坚持倒了第三杯:“这第三杯,是谢谢您给我指出一条线索。这对我爷爷,对我们许家的名誉,至关重要。”

付贵缓缓站起身来,用双手握住我的酒杯,老泪纵流:“当年我未能帮上一城的忙,一直遗憾得很。今天这份心愿,总算能了却一点。”他把酒盅里的酒喝完,眼神变得灼灼有神:“小许,我告诉你,你爷爷许一城,绝对不是盗卖佛头的人。当年到底有什么隐情,我没查出来,真相究竟如何,就落在你身上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阳台,从阳台里翻腾半天,翻出一本相册,相册上满是尘土。付贵拍了拍土,咳嗽了几声,把册子翻开,取出一张已经残旧的老照片:“这是我手里唯一的一张许一城的照片,是当时审讯许一城时我偷偷留下的。现在也算物归原主,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们看到照片后,面色顿时大变。

这张照片,我们前几天已经在木户加奈那里看到过,是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木户有三那张摄于考察途中的单人照,脚踏丘陵,背靠城墙,景物、构图、人物姿势、光线都毫无二致。

但这张照片和学报上的那张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这张照片上多了一个人,在木户有三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那人一袭短衫,正是许一城。

照片修改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当时的人们利用修补、剪裁和重新曝光等暗房技术,对照片可以实现天衣无缝的修改。比较著名的有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的照片,旁边本来站着托洛茨基,但斯大林上台以后,就利用这种技术把托洛茨基抹去了。蒋介石也干过类似的事,把自己和其他两名军官与孙中山的合影做了处理,两名军官被涂改掉,变成他与孙中山单独合影,以证明自己受国父赏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新华社的摄影师。他在“文革”期间经常接到类似任务,把被打倒的老帅和官员从毛主席的身边去掉,或者修改被遮挡的标语、语录什么的。

我把这些常识告诉药不然与黄烟烟,两个人表情都显得很震惊。他们赝品古董见得多了,却没想到照片这种东西也有做伪的手段。药不然抓抓头皮,感叹道:“我操,还有这种手段。哎,那摄影师你还有联系么?哥们儿有几张和前女友的合影想处理一下……”

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眉头紧锁。事情变得越发有意思了。同一张照片,却出来两个不同的版本,到底是许一城与木户有三的合影被涂改,还是木户有三的单人照被添加,目的何在?

一个一个疑团萦绕而上,而我却觉得有心无力,想从中抽丝剥茧而不能。

我们先坐火车回了北京。方震去接我们,顺便向刘局做了汇报。刘局的指示跟之前差不多,让我们继续放手去查,有关部门会支持,但绝不介入。方震把那张照片拿走,说是去技术部门做个鉴定。如果是修改过的话,胶片颗粒会有微妙的不同,可以识别出来。

木户加奈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她已经做通了木户家族的工作,把木户笔记一页一页拍照传真过来。清晰度差了点,但足以辨认汉字。

木户加奈把这些传真件订成一个册子,交到我手里,然后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许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在中国,我只信任你。”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她看来,无论刘局还是鉴古研究学会,他们的目的,都是让玉佛头回归;只有我是为了祖父名誉而参与此事,从根子上与她为祖父赎罪是差不多的。

但我也不相信,木户加奈单纯只是为了给祖父的侵华罪行赎罪而来的。她的种种手段,都透着那么一丝诡异。还有那本“支那风土会”出的《支那骨董账》,不知道和现在的东北亚研究会有什么联系。

不过现阶段她跟我的利益不冲突,所以我也就没暂时说破。

“木户小姐,付贵的情况,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关于姊小路永德的事,我很在意。你能否利用在日本的关系,查一下当时日本方面的记录?”

许一城案发以后,姊小路永德把那三本笔记取走了。三本笔记现在一本存在日本,一本被我收藏,还有一本不知去向。如果能从这条线索摸过去,说不定会有收获。木户加奈听我说完后,答应打电话去日本查一下。

说完这些,木户加奈把头发撩到耳后,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许桑,我可以跟你们一齐去安阳吗?”我犹豫了一下,拒绝了。药不然和黄烟烟对她印象很差,我也很难把握这个女人,这次去安阳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变数越少越好。

木户加奈面露失望之色,但也没有勉强。她说她会利用这几天时间去考察一下潘家园的古玩市场。我这才想起来,她似乎还有一篇讨论包浆量化的论文。说实在的,她在潘家园那种十货九赝的地方,真不会有什么收获。

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木户加奈忽然把我喊住:“许桑,你知道我的祖父如何评价您的祖父吗?”

“嗯?”我停步回头。

“他从来没提过。即使学界的人反复询问,他都从来没说过一个字。”木户加奈说。

我心领神会,鞠躬向她道谢。

纵观整个盗卖佛头案会发现,虽然此案轰动一时,但却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公诸于世。许一城被枪决,是因为他自己认罪,付贵没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效信息。木户有三在学报上发表了《则天明堂佛头发现记》,也只是在强调其历史价值,对如何发现讳莫如深。换句话说,这两个关键的当事人,对1931年的空白,均三缄其口,带进了棺材。

这件案子的轰动程度,和它目前公布出来的细节,根本不成比例。其他人谈及这案子时,大多集中在汉奸与盗卖等民族大义的批判上,却对这一点很少关注。这其中蹊跷,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我爷爷做这件事,肯定不是汉奸这么简单。

我从北京饭店出来,忽然接到药不然的电话,他说他爷爷药来想找我聊聊。

药家坐落在城东,是一栋颇为洋气的独立小楼,乌檐碧瓦,装修品味不凡。我一进门,药不然跟着药来迎了出来。药老爷子看着精神头不错,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拿着两个紫金核桃,核桃一转,发出闷闷的碰撞声,一听就知道不是凡品。

我们各自坐定,药来开门见山道:“那天晚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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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笑一声。那天晚上不对劲的地方太多了,都说不过来。我只得摇摇头,请他开示。药来道:“你还记不记得刘局是怎么介绍你的?”

我回想了一下,刘局当时说的是“这是小许,许和平的儿子。白字门如今唯一的血脉传人”。差不多就是这意思。药来眯起眼睛,一脸玩味:“明白了?”

我一下反应过来了。对五脉来说,许家的最后一个五脉成员,是许一城。我父亲许和平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进入这个圈子,也没跟他们打过交道。对他们来说,这个人应该是不存在的。而刘局介绍我的时候,没说是许一城的孙子,却说是许和平的儿子,这就很堪玩味了。

刘局那么说,说明许家在我父亲这一代,和五脉也有接触,而且关系匪浅。想到这里,我心中一震。难道我那与世无争的父亲,也有我所不知道的一面?

药来看我的神情有异,大为得意:“小许,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五脉的关系,可远比你想象中复杂。你们许家即使被开革出门,这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关系,也不是轻易能断绝的。”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药老爷子肯定有下文。药来示意药不然把门关好,慢慢啜了一口茶,开口道:“我听不然说,你一直在为你父母上访?”

《素鼎录》失窃以后,药不然也看到了我保险柜里的东西,里面就放着上访材料。所以他告诉自己爷爷,并不奇怪。

我父母都在大学当教员。父亲在中文系教古代汉语,母亲是建筑系的讲师。在我的印象里,他们生活得很低调,除了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几乎没有别的朋友。“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理由是在课堂上宣扬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趣味。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什么荒唐的罪名都有。他们隔三差五就会被揪去批斗游街,家里也被抄过好几次。

有几个他们原来的学生,对自己老师批判得格外激烈,居然宣称找到了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关键证据。那一次批斗会后,我父母实在不堪欺辱,一起投了太平湖。后来“文革”结束,他们的这个罪名却一直没得到平反,我这几年,就在奔走这事。

现在想想,突然觉得挺讽刺的。现在不光是为我父母恢复名誉,还要为我爷爷的身后名奔走。我们许家最重声誉,可偏偏每一代人都被这玩意儿拖累。

药来听完以后,神情严肃道:“五脉之中,一直有人想让许家回归,但也有人一直想把许家置于死地。”我听完以后,如坠冰窟。药来这句话,明显是在暗示,“文革”期间我父母的死,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有一只幕后的黑手,利用形势对许家进行迫害。

“可是,为什么?”我忍不住问。许家已经淡出古董圈,不会对五脉再有什么威胁啊。

药来冷笑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文革’期间,多少收藏家被抄家。有些好东西被砸了,有些好东西,就再也找不到了。”他没明确说出来,但我已听明白意思。似乎有人觊觎许家的什么东西,就煽动革命小将去抄家,然后趁机偷窃。

而我们家能引起五脉中人觊觎的东西,想来想去,也只有那本《素鼎录》。我父母寄放在了大学图书馆的书库里,只留了个索引号给我,所以小将们反复抄了几次都没抄到。

“是谁?是黄家吗?”我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胸中怒气充盈。

药来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文革’期间,五脉遭受的冲击也特别大,各家都极力收缩,自顾不暇。至于谁在背后策动,只能说,每家都有嫌疑。”

我忽然联想到,我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那“四悔”之语,莫非这四悔,指的就是与五脉的那些瓜葛?我问药来我父亲跟五脉有什么关系时,药来道:“许和平这人虽没许一城的魄力,人品倒也不错,知进退。他隐居京城,一直想断绝与五脉的关系,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可惜,可惜……”

听完以后我沉默不语,心乱如麻。药来呵呵一笑,补充道:“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们许家,其实一直在五脉的视线之内。这次玉佛头回归,一定会触动某些人。他们能害许家一次,就能害第二次。你可要当心,凡事多多留心,不要重蹈你父母的覆辙呐。”

五脉里的黑手是谁,至今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黑手的能量绝对不小,即使在“文革”期间,都有能力把许家搞得家破人亡。现在黑手仍旧隐在暗处,伺机露出獠牙。药来为玄字门考虑,颇为忌惮,很多话不好明说。我也不好逼问。

“谢谢您。”我真心实意地向这位老人道谢。药来不以为然地摆摆手:“五脉相连,都是一家。许一城那一代我没赶上;许和平这一代我没帮上;到了你这一代,我若是再袖手旁观,岂不要被列祖列宗埋怨?我孙子之前有什么不礼貌的试探,我代他赔个罪。”

我笑了:“我看不见得。药不然上门挑衅,其实也是您暗中授意吧?”

药来对我产生了兴趣,又不好公开露面,就把药不然放出去斗口,摸清我的底细。这其中关节,不难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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