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1 / 1)
三个月之后,白支书的病彻底好了,我也当爹了。
媳妇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一家人都高兴,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我又给社会主义造了一个小地主,他的命运将来可能也和我一样。
当天晚上,我喝了点酒,趁着媳妇和儿子熟睡之际,把岳母从炕上改造到炕下,嘴里还一再喊着“改造改造改造!”
第二天媳妇问我:“你昨晚上改造什么呢?”
我淡淡地回答:“我在说梦话吧!”
这天,白支书安排我跟她去看一个病人。
我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了村后边老烈属张老太家。
提起张家,在我们县也大大地有名。
张老太太的老头子早年参加八路,被鬼子打死了,她一共三个儿子,解放前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去当兵,一个死在渡江战役,一个牺牲在剿匪的战斗中。
剩下最后一个儿子,政府帮他成了家。
朝鲜战争爆发了,她又把儿子送去朝鲜,结果又牺牲了,家里剩下两个寡妇,守着这属的荣誉,也成了村里和公社骄傲。
每年县里开拥军优属大会,都要请这婆媳俩到主席台就坐,好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都请她们去做演讲。
老婆子没有什么文化,也说不出什么道道,都是媳妇讲,她在一边喊口号。
我爹被批斗的时候,这个老太太也在台上大喊:“打倒地主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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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的群众也跟着喊:“打倒地主老财!”
其实,据我爹说,老太太的男人打鬼子的时候,我爷爷还给她治过伤呢。
现在张老太住得房子就是我们家的老宅,她自己家的房子早已倒塌了。
对这处房子,我很小的时候在里面住过,印象不是太深了。
我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只能跟在支书的后面。
进了门,白支书大声地喊着:“张大娘在家吗?”
里面没有人应,我们又往里面走。
“张大娘在家吗?”
白支书继续喊着。“在呢,进来吧!”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
我跟着进了里屋,只见老太太和儿媳妇都坐在炕上。
可能是她们被宣传的太厉害了,大人物见得多了,我们进来,她俩依旧干着手里的活,没动地方。
白支书还是满脸热情地对老太太说:“大娘,听说你不舒服,我给你请了个好大夫,让他好好给你看看。”
老太太看了白书记一眼,好象没听明白。
白书记赶紧又说:
“我是新来的驻村干部,我叫白丽萍,叫我小白就行。”
老太太哼了一声:“原来是白支书啊,你们坐吧!”
白支书没坐,我更不能坐,她还是满怀热情地问:
“大娘,你哪儿不得劲啊?”张老太太回答:“不是我,是我媳妇,这两天身上不舒服。”
“哦,我请了个大夫,给他看看。”
白支书说着冲我使了个眼色,我走到媳妇跟前:“嫂子,让我给你把把脉。”
媳妇好像有点不大情愿,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一句也没插言。
把这个脉我用了足足有三分钟的时间,才从媳妇的手腕上移开已经出汗的手指。
从白支书的表情看,她嫌我时间太长了。
我支吾着说:
“嫂子没什么大毛病,吃两副药养养就好了。”
这回轮到我给支书使眼色,我示意出去说话。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后,热情告别:“大娘,嫂子,我们先回去了,有什么事找我就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出了院门,白支书一把拉住我说:“到底是什么病,在她家里当面不好说。”
我说:“她怀孕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说:“她怀孕了!”
“你小点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诊断错了,可是要负责任的,这可是影响到咱们村、咱们公社的大事。”
我说:“我敢拿性命担保,她绝对怀孕了。”
那个时候寡妇怀孕可不只是个人问题,领导干部要是作风问题,要丢官罢职,普通就是流氓行为要挂上破鞋游街示众。
可她是烈属,人物特殊,传出去就是给党抹黑,是政治事件。
所以白支书并没放我回家,而是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关上门。
首先她宣布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让我管好自己的嘴。
其次,她让我替她拿个主意,因为这事儿她既不敢向上级汇报,也没有人可商量。
我琢磨了半天说:“如果能把孩子拿掉,这件事儿就可以大事划小,小事划了。”
白支书说:“对呀,可是怎么拿呢,谁会拿?”
我想了想说:“书上说现在可以手术流产,估计得到省城的大医院才能做,传统的中医也有过一些方子,我可从来没用过。”
白支书畏难地说:“到省城动静就大了,我看不行,你就试试。”
我说:“这我可没有把握,万一出什么事儿……”她这回倒爽快:“出什么事儿,我担着,还有什么事儿能比眼的事儿更大吗。”
听了她这话,我还是不太放心,不是对她不放心,是对我的方子不太放心。
于是我说:“这得她配合才行,到时间会流很多的血,应该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白支书一挥手说:“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会找她谈,自己犯了错误,要是不配合,大家一起完蛋。”
我看出来了,白支书是真的着急了。
我也不敢怠慢,赶紧起身到镇上抓药。
等我抓药回来,烈属媳妇还在白支书的办公室里坐着,眼睛好像刚才哭过。
我叫了一声嫂子,就把药放到桌上,然后告诉她怎么煎,怎么服用,注意些什么。
打发走了媳妇,白支书长出了一口气。
她对我说:“牛大夫,如果这件事儿办好了,你可是为党的事业立了大功啊,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我谦虚地说:
“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做不好,愿意接受人民的处罚。”
在那几天紧张的日子里,我天天晚上到白支书的办公室转一圈,打听一下结果,因为我不能自己去烈属家,白支书就成了义务的赤脚医生,她亲自去指导烈属媳妇孕妇,观察她的反应,甚至陪她一起上厕所。
终于,三天后的一个夜晚,白支书兴奋地告诉我:“下来了,好多血,得流了一盆子。”
我也暗自庆幸,说实在的,这个方子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
于是,我抑制不住激动地说:“谢天谢地,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她说:“你不是说很有把握吗,还拿性命担保,怎么你也担心。”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是看到你着急,才那样说的,要不然,你能急出毛病来。”
她听了这话,感激地看着我,柔声地说:“帮我按摩一下吧,这几天把我紧张坏了。”
我开始给她按摩,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话:“下乡的时候,算命的说我有贵人相助,看来算得一点也不错,最艰难的一关终于过去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一边听一边心里纳闷,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还相信算命那一套,我不是听错了吧,按着按着,我感觉她好像睡着了,可我刚一停手,她就对我说:“别停,继续。”
我不得不继续按摩,她接着说:“烈属这件事儿,是咱们俩人之间的秘密,对谁也不要说,这可关系到咱们两个人的前途命。实话对你说吧,我到这个村里来下乡,也是迫于无奈,本来在县城找了工作,可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就到你们公社来了,公社机关人满为患,我就被派到乡下了。像我这种没有门路的人,也只能下来锻炼了。”
听了她的这番话,我心里有点激动,她能对我说这些话,就是没有把我当外人,甚至把伟大事业中个人的实际情况都告诉我了,我一个地主还有什么奢求,只能全身心义无返顾地支持支书的工作,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报答她的信任。
见我没说话,她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赶紧回答:“我在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您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好好工作,不辜负党和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
她面带微笑地说:“你有这个认识就很好,这村里,我就愿意和你说话,如果不是你的成分问题……”“你不是说过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我接过话后,又把话题转了一下说:“烈属媳妇告诉你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谁了吗?”
她一下子睁开眼说:“没有,她只说是回娘家的路上碰到坏人,虽然竭力反抗,但毕竟打不过男人,所以……”我说:“一般情况下被强奸怀孕的几率非常小,我怀疑后面可能有个男人,如果不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怀孕的事情还有可能发生。”
她一听我这么说,示意停止按摩,并让我坐到她的对面,一脸焦急地问我:“那你说怎么办,要不再给她吃点药,让她永远也不能再怀孕,还是向上级报告。”
我看她心急火燎的样子,笑着说:“没那么严重,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有什么行不行的,你快说。”
“女人犯这方面的错误是因为想男人,我们何不对症下药,就给她找个男人。”
“让她改嫁,这可不行,不要说别的,她婆婆那一关就没法过,再者以后做报告她怎么参加,上面问起来我怎么交待。”
“你别忘记了我们村还有一个残疾军人,他为了不拖别人,才拒绝组织多次给他介绍的对象。有一个姑娘甚至跑到了他家里,哭着喊着要照顾他,可他还是把人家赶了出去。到现在一直一个人过,如果把他俩撮合到一起,让媳妇带上婆婆,也算有仁有义,三个人一起去做报告,岂不是扩大了我们村的影响。”
白书记一巴掌拍到我的肩膀上:“你这个人就是有办法,就这么定了,我先去做做他俩的工作,然后向上级汇报。”
我不得不佩服我们支书的能力,经过她的努力,终于促成了烈媳妇和残疾军人的婚事,烈属媳妇要带着烈属婆婆改嫁,残疾军人没有意见。
结婚那天,村里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真正举办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公社的领导都来了,还有一名县里的领导也参加了。
在在众多的客人中,还有一位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的新闻记者。
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工作,心里特别开心。
因为从内心深处讲,我才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不但解决了支书的难题,而且也帮着一对旷男怨女找到了归宿,也算做了一件大善事。
白支书作为大红媒,着实被各级领导好好地夸奖了半天,并被灌了不少白酒。
我见到她时,她满脸通红的嘴都合不上,好像忘记了场合似的,冲着我直竖大拇指。
没过几天,我到从大队部经过,白支书在门口召呼我过去。
我来进了队部,她满脸兴奋地拿了一张报纸给我看。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黑字大标题写着,《驻村干部当红娘,功臣烈属接连理》。
原来上面写的就是我们村残疾军人和烈属媳妇结婚的事儿,最让支书开心的是还有一张照,是白支书给他们主持婚礼。
我也高兴地说:“你上报纸了,祝贺,祝贺!”
她也高兴地看着我说:“这里面可有你大大的功劳,如果没有你,我那能有现在的成绩。”
我说:“白支书,你可别这么说,你放着城里优裕的生活,跑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带广大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再者,没有你的教育帮助,我这个赤脚医生也干不好哇。”
听我这么说,她看着我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的医术这么高明,我想应该把你推荐到公社医院去,更好更多地为人民服务。”
“那感情好了,可我的水平真的能到医院里当医生吗?”
“绝对没问题,我已经给你在公社宣传过了,那里的院长表示,如果缺人的话,就准备抽你过去。”
我有点担心地说:
“支书是一片好意,我心里明白,可是谁让我出身不好呢,少不了要给支书添麻烦。”
她见我这么说,一拍我肩膀说:“我不是说过,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你的历史问题我也知道,不是那种罪大恶极的情况,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民愤,就是当时你爷爷一念之差。”
能从支书嘴里说出这番话,我心里简直感激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支书有这个心,我就感激不尽了,至于成与不成,我心里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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