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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幕。而在这之后的史实，则大都被史书所省略了。

断臂之后，不光崇祯，连所有的宫女从人都以为公主必因流血过多而死。尚衣监何新和宫女费氏怕公主尸体受辱，将昏迷中的长平公主抬出了宫，送到她的外祖父、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府中。周家将她安置在一间空屋，只等着她死去。不料公主生命力非常顽强，五天之后，居然转醒，并且度过了伤后感染等重重危机，活了下来。

活下来当然更不幸。

清朝高层的政治策略十分精巧：他们公开悬赏寻找崇祯帝的男性后代，说“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实际上是打算骗到手后斩草除根。而崇祯的女眷们，因为不可能被人拥立，所以倒真是受到了清政府的“优待”。清朝拨给公主很高的生活费用，命周奎善待公主，作为宣传清朝“恩仁”和拉拢反清势力的工具。国已破，家已亡，身又残，长平公主早无活下去的意趣，时时说：“父皇赐我死，何敢偷生？”无奈身为弱女子，除了听任命运摆布，又有什么办法？唯日日以泪洗面，靠读读佛经来平衡自己的内心，心中还燃烧着的唯一希望，是自己的两个兄弟能逃到南方，有朝一日光复大明。这就是吴伟业所说的“死早随诸妹，生犹望二王”。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顺治二年（1645年），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没能南下到南明地界，而是从乱军之中逃回，一路乞讨回到北京，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周奎府门口。周奎和公主闻讯出见，“相见掩面泣，奎跪献酒食”。离难中的兄妹没想到这样见了面，悲喜交加。

然而，太子的出现，给周奎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他早已投降了清朝，收留前朝太子岂不是大罪？所以过了两天，他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

清廷没想到这么快太子就自投罗网。由于太子的号召力太强，清廷决定迅速将他杀掉，以绝后患。然而刚刚颁布优待前明的诏令，怎好马上自食其言？多尔衮脑筋一转，导演了一出认真为伪的闹剧。他私下派人，要求周奎和长平公主声明太子是假冒的。

长平公主当然不干，但被周奎痛打一耳光之后，便不敢再开口了。于是，先是周奎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清廷又先后命数十名太监和大臣去辩论。十几名坚持认为太子为真的太监和大臣都被处死，太子身份就这样被确定，“假”太子被迅速处斩。

这一事件给了十六岁的长平公主以极大刺激。她万念俱灰，实在承受不了人生之悲苦，绝望之余，上书朝廷，请求出家：“九死臣妾，局蹐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

朝廷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她的请求，因为他们还要用公主这块金字招牌将安抚工作进行到底。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施恩”于公主，并且大张旗鼓地宣传，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四处访查驸马周世显，找到之后，拨出巨款，给他们举行了华丽的婚礼，其规格等同于清室公主——“土田邸第，金钱牛车，赐予有加，称备物焉”。那些投降了清朝的大臣立刻上表，颂扬朝廷的“深仁厚德”。

命运就是这样弄人。两年前，公主日夜梦想着这场婚礼的幸福，却被世事变故阻隔。两年后，婚礼虽然仍然盛大，然而除了屈辱和痛苦，她还能感受到什么？大清王朝这样深厚的“恩仁”，她实在无力承受了。结婚几个月后，清军攻陷了南京，弘光小朝廷灭亡了，被俘到北京的南明皇帝和王公都在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被同时处死，公主受到最后一次精神打击。顺治三年八月十八，还不满十八岁的她带着沉重的伤痛猝然病逝，这时她结婚才刚刚一年，死时尚有五个月的身孕。

直到此时，清廷还不放过利用她来笼络人心的机会，为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厚葬于广宁门外。

多尔衮费尽心机处理崇祯太子

清军入关之初，多尔衮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一个人的下落——崇祯太子朱慈烺。因为崇祯皇帝既死，太子是残明势力最名正言顺的旗帜，有着巨大的号召力。

明朝灭亡这一年，十六岁的太子逃出宫中，被农民军俘获。李自成封他为宋王。后来李自成败走，带他出城南下，遂不知所终。

多尔衮深知，崇祯的皇子或者其他男性至亲，都有可能为反清势力所拥立。所以，尽早把他们掌握到自己手中，方为上策。为了招抚这些人，他制定了高明的统战策略。进入北京之次日，多尔衮即发布命令：“至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

多尔衮的统战策略十分成功。不久之后，大鱼果然上钩了——崇祯太子出现在京城。

原来，李自成败亡之后，崇祯太子从乱军中逃出。他没有去投奔南明，反而一路乞讨返回北京，投奔了外祖父周奎家。

自幼生养在深宫、不识世事的太子，一遇困境，本能地想到投奔熟悉的亲人。另外，清朝的“招抚政策”对他也很有吸引力，天真的太子认为，李自成还封他为宋王，相信清人对他不会比李自成更差。

太子的出现，在周奎府引起了巨大震动。“（长平）公主与太子抱头而哭，哭罢，奎饭之，举家行君臣礼。”周奎的第一反应是惊喜，然而，镇定下来之后，他马上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麻烦——周奎在明末政治高层生存多年，深知清朝绝不会容许拥有巨大政治号召力的故明太子活下去。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暗暗地把太子收留下来；另一种是向清朝汇报太子的出现，将太子交给清人。

暗暗收留，风险太大，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被清廷得知，他定是死罪。明朝既亡，他只能出卖自己的灵魂，思来想去，周奎最后下了决心，他写了一封奏折，向清廷汇报了太子的出现，请示如何处理。

得到这个消息，多尔衮又喜又忧。喜的是，头号政治隐患终于落入手心了。忧的是，他刚刚宣布要优遇前朝，怎么来处理这个对清朝统治具有重大威胁的太子？真的封他为王，养在身边，那岂不是鼓励那些反清势力前来进攻北京吗？

脑筋一转，计上心来。他密授周奎：指认此太子为假冒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杀掉他。对早已出卖了灵魂的周奎来说，这当然不难做到。然而，对于广大官民来说，太子出现，公主与太子抱头痛哭的消息早已经不胫而走，让他们相信周奎的说法很难。

于是多尔衮又不得不导演了一场“辨认真假”的大戏。多尔衮亲自主持，命太子坐于室中，令前明官员及一些内侍前来辨认。结果，那些“聪明”之人，比如晋王朱求桂及大学士谢升、冯铨、洪承畴等，都供称太子为假。然而也有不识好歹的内监以及曾侍卫太子的锦衣卫校尉十人等，称太子为真。而长平公主的反应最引人注目：“复令宫主认之。宫主见太子泪下，周奎掌其颊，宫主惊走，亦言不是。”

消息传出后，轰动京城，北京市民很激动，“正阳门各具疏请释太子”，还有人要求让太子与长平公主“赴部面质，滴血对认”。更有许多大臣上书，要求慎重确认，不可误杀。这其中，有两道奏折最有杀伤力。一道是钱凤览的，他透露了周奎私下所说的隐秘内容：“昨周奎言，即以真为伪，亦为国家除患，此语真情已露。”周奎以真为伪的真相于是大白。另一道是朱徽的奏折，朱徽强调：“周奎既以太子为假，何留宿两日乃始奏闻？见时公主抱持痛哭，岂陌路能动至情如此？奎初与之衣食，后忽加以棰楚，情事诪张，何其变幻？”这份奏折确实逻辑有力，难以辩驳。

这种局面确实大出多尔衮意料，由此他认识到，前明官民仍然认太子朱慈烺代表明朝正统，他们恋明之心依然不死，这让他坚定了杀掉太子的决心。局面看起来似乎难以处理，但是对于暴力机器在手的人，一点儿也不难：他决定快刀斩乱麻，以免越拖越乱。

多尔衮召集大臣会议，毅然宣布，经过认真辨认，此太子确为假冒。随后派人在狱中将十七岁的太子活活勒死。然后，为了压下汹汹议论，他又采取强硬手段，将那些上书要求慎重确认的大臣及百姓都抓起来，将坚持太子为真的钱凤览绞死，另外指认太子为真的十余人一律斩决。这一招非常奏效，整个北京城马上就风平浪静下来。

当然，对那些“配合工作”的“聪明人”，多尔衮也不会忘了“表示表示”。《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他赏给“大学士冯铨、谢升、洪承畴等各黄金二十两，白金一千两，嵌宝金钟盘二副，螺钿盒二架，玉壶一执”。

形形色色的朱三太子

清朝初年的一个吊诡现象是：一方面，由于清王朝的全力追杀，真正的明朝皇室成员无不隐姓埋名；另一方面，假冒的朱氏后代层出不穷，有假冒王妃的，有假冒亲王的，当然最多的是假冒太子，特别是“朱三太子”。这些人不甘寂寞，刀头舐血，铤而走险，希望以此浑水摸鱼，捞些好处。

最典型的案子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朱三太子”案。一伙江湖无赖组成一个骗子集团，其中一个号称是朱三太子朱慈英。他们说朱三太子因为地位特殊，可以和顺治皇帝直接搭上线，只要交钱，他们就有办法让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立刻成为现职清朝官员，而且还都是盐道、粮道、工部、吏部等肥缺。凭着这样荒诞不经的谎言，他们半年间居然骗到了七万余两银子，案发之后，一时朝野轰动。

另一个与此类似的案子发生在稍早的顺治十三年（1656年），真定的一个商人破产之后，突发奇想，自称“朱三太子”朱慈煷，搞了一个庙会，招揽香火钱。他承诺，香客可以按照未来“光复明朝”后的官职高低来捐献香火钱，一年后原价退回。按现在的说法，是一起典型的招摇撞骗兼非法集资案。事发的原因也很可笑：有两个人都花了几两银子，预购了“未来”的七品“县令”。拿到收据之后，他们马上自认为已经是有身份的人，在大街上争抢道路，互不相让，直至大打出手，闹成治安案件。到县衙一审，最终自然是骗子落网。

这类骗子当中，最“成功”的一个，当是“南太子”王之明。此人乃万历朝驸马王蘂的侄孙，小时候他经常听老人们聊起宫中的奇闻异事，对帝王生活艳羡不已。正巧天地大变，他和太子相仿，又颇知“宫中故事”，遂自称东宫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来找自己的“伯伯”弘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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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皇帝虽然以昏庸闻名，但是在这一突发事件上，处理却相当理智。他被权臣拥立，是一个弱势皇帝，所以必须妥善处理此案，以示“公心”。他宣布，关键是要鉴定太子真假，自己壮年无子，太子如果为真，将来正好继位，“若果系真东宫……迎入宫中，仍为太子”。为了让鉴定结果有说服力，弘光拍板，一、审问过程中不得刑讯逼供；二、鉴定过程全程公开，“集百官廷讯，在京士民俱得入（内旁听）”。

在公开鉴定这一天，大殿里人山人海。骗子王之明被迎入殿内，他人小鬼大，故意大摇大摆，径直“踞上座，南面”。那些大学士、尚书只好位居其下。

王铎曾经当过三年太子的老师，一见面马上断定此“太子”为假。为了让大家信服，他问“太子”：“汝识我不？”“太子”说：“不也。”王铎又问：“讲书在何殿？”王之明只知道宫中有文华、武英等殿，随口答“文华”，其实是在端敬殿。刘宗政、李景琏两个翰林曾见过太子，也都认定这个少年比太子朱慈烺要矮，太子“眉长于目”，而此人眉毛很短。朝臣们考问其他宫中内情，他回答也大多不着四六。不过小骗子王之明心理素质不错，遇到这类质问，他态度傲慢，动辄答以“尔等宵小懂得什么”。

虽然审讯结果最终证明太子是假冒的，但是中国民众的判断，从来都是更多地基于情绪而非理智。南明政府的公信力，早已破产，何况中国人几千年前就都变成了“阴谋论者”。百姓认为王铎等人都是弘光指使，因此纷传太子为真。连外地的领兵大臣，也相信这种传言，纷纷上书要求弘光善待“太子”。弘光为了不担上“故杀”的罪名，就决定把王之明先关起来再说。王之明就这样在监狱里待了好几个月。

直到五月初十，清军南下，朱由崧弃城而逃，王之明终于翻了身。五月十一，天将亮时，南京百姓在两三个士绅的率领下，跑到监狱，放出了他们心目中的“真太子”，拥着他在武英殿“即位登基”。有些没有逃跑的南明官员也跟着上殿行礼如仪。

王之明终于苦尽甘来，一偿夙愿。南京百姓拥立他，是希望他率领南京军民抵挡住清军。不过王之明志不在此，他登基后第一件事居然要选秀女。秀女还没选好，南京城就被攻破了。王之明被清军抓获。一开始，清人想利用他来安抚江南百姓，所以对他很礼貌。多铎“离席迎之”，与之并坐，还“衣以金紫”，问王之明最想要什么，王之明表示最想要“秀女”。多铎“旋以弘光所选淑女配之”。王之明于是怀抱着弘光没能享受到的“秀女”，一心做起清王朝的封王梦来。

不过小骗子好运不长。江南地方很快“内外俱定”，王之明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清人遂将他和弘光帝等人一起送到北京。不久之后，找了个借口，把他和弘光帝等一起处死了。

躲藏一生未逃一死的崇祯之子

各地明朝皇室上层人物被诛杀得只有崇祯之子朱慈焕侥幸活了下来，并且活到了七十多岁。

朱慈焕幼时被封为永王，在长大成人的皇子中排行第三。明朝灭亡那年，他刚刚十二岁，和两个哥哥一起被李自成军俘获，又一起被李自成挟裹出北京城南下。

李自成兵败后，朱慈焕开始了乱世飘零。他乞讨到了一户王姓乡绅家。乡绅见他气质特别，“细询根由”。没有城府的朱慈焕透露了自己的身份。王乡绅是故明官员，见皇子沦落到如此地步，不禁“执手悲泣”，冒着风险收留了他，给他改名王士元，与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五年之后，王乡绅病故，王家不愿意继续收留他，他只好流浪到江南当了和尚。后来浙江余姚一位胡乡绅到庙里游玩，见二十出头的朱慈焕容貌清秀，气质不俗，又满腹诗书，十分健谈（几十年后，蓬莱人李力远遇到朱慈焕，称其“丰标秀整，议论风生……学识渊博，且工手谈，精音律”，可见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胡乡绅极为欣赏，劝他还俗，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于是朱慈焕落户浙江，也算是成家立业了。

结婚后，朱慈焕以教书为业。岳父去世后，随着生儿育女，家累日重，他不得不四处寻找教席，还经常向一些地方绅士打秋风，勉强维持生活。他一生小心翼翼，安分守法，哪里风声紧，他就赶紧带着一大家子逃亡，几十年间流动于大江南北，历尽艰辛。虽然一辈子受尽委屈劳累，不过毕竟活过了古稀之年，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又有了孙子，也总算儿孙满堂。到了晚年，赶上康熙盛世，政治局面日益安定。康熙为了争取民心，六次拜谒明皇陵，行三跪九叩之礼。特别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拜了明孝陵后，还向大臣表示要查访一个明朝皇室后裔，来管理明孝陵：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尔等与九卿会议俱奏。

虽然朱慈焕不敢出头去接受康熙皇帝的这个好意，但是皇帝对故明的态度如此“亲善”，他认为自己这辈子可以善终了。

不料，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大祸发生。这一年四月，他正和东家在书房下棋，突然闯入一队官兵，将他锁拿。

回忆起来，事发的根由是自己几年前的一次口风不严。按理说，环境如此险恶，朱慈焕应该守口如瓶才对。但是，人总是有倾诉的欲望，特别是一个前朝皇子，如今却沦落为打秋风讨饭吃的可怜教书先生，自己的身份如此巨大的落差，让他心里难免产生巨大的不平衡感。到了晚年，朱慈焕觉得自己可以松一口气了，所以有一次酒后向一位交往很久的老友透露了一点自己的“秘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有爆炸力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浙江东部有一位志在反清复明的念一和尚，听说这个消息，就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打起了朱慈焕的旗号，在大岚山起事。朱慈焕闻讯大惊，立刻带着一个儿子由浙江逃到山东，没想到两年之后还是被抓了。在抓他之前，官员曾到余姚，到他的家中搜查。他家中还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闻听官兵来捕，气势汹汹，知道大事不好，除了一个儿子外，其他六个人“皆投缳，六命俱尽”。

审讯结果证明他是清白的。虽然念一和尚打着他的旗号，但其实从来没有直接联系上他。官员们当庭让念一和尚来与朱慈焕对质，“及提先生对质，又云不相识”，证明两个人根本不认识。

朱慈焕为自己的辩护也是极为有力的。他说：“吾数十年来改易姓名，冀避祸耳……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乃不反于三晋变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军买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

审问官员也觉得朱慈焕所供有理，将审问结果上报给康熙。几年前，皇帝还说过要访查一位明朝后代来当官，这个朱慈焕看起来是最佳人选，所以官员对他很礼貌，给他好吃好喝，就等着皇帝下处理决定。

不料，事实证明，康熙皇帝所说的“查访明朝后裔”，其实是叶公好龙。如今，真的“朱三太子”落网，他大喜过望。虽然康熙一生都以“宽大仁慈”闻名，对手又是一个七十五岁的手无寸铁的可怜老人，他却绝不放过。皇帝发下谕旨：“朱三即王士元，着凌迟处死。伊子……俱着立斩。”

逃亡一生，须发皆白的朱慈焕，被押上了刑场，眼看着两个儿子被斩首后，自己又被一刀刀凌迟。至此，崇祯的子孙被彻底消灭，真正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最后一个延恩侯

很少有人知道，朱元璋的一个后代在清代被封为“延恩侯”，并且一直世袭到清朝灭亡。

清朝入关之初，在如何对待明朝皇室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聪明。李自成军曾将崇祯帝暴尸三日，引起北京士民的极大反感。而清军一入北京，多尔衮立刻为崇祯帝隆重发丧，谕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这一举动令百姓大为感动，纷纷称颂多尔衮“仁慈”，这对争取北方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亡国之主举行盛大葬礼，已属旷世之盛典，康熙皇帝又前后六次趋谒明太祖陵，并且行三跪九叩大礼，把在场的南京数万父老感动得流泪不止。江南的民心也因此得到安抚。

面子工程做得如此漂亮，但是内里，清王朝对朱元璋的子孙却毫不放过。为了防止人们拥戴朱氏后人造反，从清朝入关到康熙晚年，清政权把各地明朝数百名宗室藩王的后代诛戮殆尽，宁可错杀千人，也绝不放过一个。

到了雍正年间，天下已经彻底太平，朱元璋子孙的存在已经不构成什么威胁。雍正皇帝又想起“受命之君”应该“礼遇”前朝子孙，这样才能显示“兴灭继绝”之盛意。所以他命人在天下访一个“合格”的朱氏后代，封以高官，来显示清王朝的宽宏大量。经过几年寻找，礼部发现了一个合格人选——直隶正定知府朱之琏。朱之琏的祖父被清军俘虏，编入汉军，至他已经做了三代旗人，因为一直对大清恭顺忠诚，没有二心，所以前些年没有被杀掉。雍正大喜，遂封朱之琏为“一等延恩侯”，世袭罔替，负责祭祀明朝皇陵。天下臣民皆认为此举超越前朝，有“上古遗风”，纷纷称赞圣朝之殊仁盛德。

从朱之琏开始，直到最后一个延恩侯，总共传了十二代。这个侯爵与其他贵族不同，专靠朝廷赐给的几十顷祭田过活。他们没有根基，没有势力，为了防止人们借他的名头对清朝统治构成任何威胁，政府对他们的生活严格控制，除了春秋两季去祭扫十三陵外，不许进行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大清王朝的一个摆设，纯粹是社会生活圈子之外的人物，过了几代之后，整个大清社会几乎都忘了他们的存在。虽然是朱元璋的后代，但是他们对保护祖陵并没有什么热情。因为所有的生活来源都是剩下的祭祀经费，所以历代延恩侯们总是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祭扫活动进行得潦草不堪。1907年，著名教育家张相文游十三陵，发现陵园十分残破，无人管理。樵夫告诉他，说有一个延恩侯负责祭扫，但这个人很不负责任，“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

清朝灭亡之后，最后一个延恩侯朱煜勋仍然靠从溥仪小朝廷领取微薄的津贴过活。张相文有一次在查阅北京市户口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延恩侯的住址，于1919年时曾和两位好友一起专门慕名去拜访他。他在《南园丛稿》的《记朱侯》中曾回忆这次拜访的经过。

他们来到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延恩侯的“宅邸”，发现其实就是普通民居，没有任何侯府气派，“邸无门额，类寻常百姓”。可见清政府对这个“侯爷”的重视程度。进了他家门，发现一家上下是旗人装束。书房桌子上摆着的几本书，“皆市井所传《玉匣记》《七侠五义》等也”，显示着这位侯爷的文化水平和精神追求。

这位侯爷“年可三十余，状貌粗肥，面带酒肉气”，长得和朱元璋一点儿也不像。见礼寒暄之后，侯爷以为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立刻和他们探讨能不能把十三陵土地出租，让政府开辟成公园，他好用这个钱养家致富。三人一听，觉得这个人粗俗不堪，没什么共同语言，遂告辞而出。从这则记载来看，延恩侯的生活远谈不上养尊处优，仅能保持在小康市民的水平。

延恩侯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1924年。原来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偶然在故纸堆中发现清代还有过一个这样的侯爵，遂起了好奇心，建议溥仪召见一次，看看这个朱元璋的子孙长得什么样。1924年9月7日，大明王朝的最后子孙与大清王朝的最后继承人在紫禁城见面了。这一年延恩侯已经四十多岁了，庄士敦记载他圆脸膛，身材魁梧，看上去憨厚老实，但显然文化程度不高。侯爷告诉庄士敦，他有两个小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四岁。因为溥仪小朝廷津贴发放不及时，延恩侯已经彻底失掉“侯爷”的架子，现在生活已经十分困窘，甚至连官服也早就卖了。他说：“我外面穿戴的这套官服，是为这次谒见特地借来的。”他掀起长袍，让庄士敦看他里面的破烂衣服，说：“我这套衣服今晚就得还给人家。”几日后，庄士敦派仆人给延恩侯送了些礼物，仆人回来汇报，说延恩侯家确实已经非常穷困，几间房子已经东倒西歪了。

在这次召见之后不久，溥仪就被赶出了故宫，惶惶逃往天津，“陷入隐姓埋名和贫困潦倒的境地”，无力再顾及这个大清王朝的旧摆设，最后一个延恩侯从此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不知所终了。

第七章

永历：生为猎物

逃难

一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十九，朱由榔在北京桂王府里出生那一刻，掌事房太监为朱由榔开列的衣被清单如下：春绸小袄二十七件，白纺丝小衫四件，白纺丝小带四条，锦丝红肚兜四个，潞绸小被十八床，高丽布褥十床，蓝扣布褥一床，蓝高丽布挡头长褥一床，白高丽布挖单三十三个，白漂布挖单三块，蓝素缎挡头两块，石青素缎挖单一块，红青纱挖单一块，蓝扣布挖单十块，白漂布小挖单二十六块……

无论如何，为一个新生儿准备这么多衣服被褥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需要。除了毫无必要的浪费，明代的中国人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证明新生儿的地位高贵。怎么样来说明他血脉的不凡呢？三年前去世的神宗皇帝是他的亲祖父，当今皇帝天启和不久后继任的皇帝崇祯都是他的亲叔伯哥哥。天潢贵胄，支脉显赫。在朱明家族的血统树上，这是高居树端的为数不多的最高贵的几颗果实之一。为了迎接这个小王子的出生，桂王府里已经忙乱几个月了。这种用物质来把“幸福”数字化的做法，正是朱元璋的“祖制”。

二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臣民最残酷而对子孙最慈祥的帝王。

在北京王府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五年之后，朱由榔随父亲桂王到湖南“就国”。十八岁以前，朱由榔一直平静地生活在雄伟壮丽的衡阳王府。朱元璋的“祖制”，为桂王府的生活提供了极为坚实的物质保障。

朱元璋规定，分封到各地的王爷有权挑选当地最好的土地。因此，大明天下最膏腴的田地都归各地王府所有。桂王一到湖南，朝廷就在衡阳划出三万顷土地，作为庄田。

王府中的每位正式成员，都享受着丰厚的国家俸禄。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朱元璋规定皇族所有消费需要都由政府承担。

在保证了后代的物质生活之外，朱元璋还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写大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亲爱的子孙。在这本书里，朱元璋替子孙后代考虑到了几乎所有问题。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繁琐，可谓登峰造极。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两把……也就是说，明朝宗室亲王，已经“幸福”到了出生时不用携带大脑的程度。

三

朱由榔的性格有点像女孩。

桂王性格淡泊，凡事都是由性格强硬的王妃主持。

朱由榔的一生都是被王妃安排好了的。一生下来，他就被安排的十几个保姆和太监侍候。从小到大，在群星捧月中被呵护着长大，从来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舞过枪弄过棒，一根寒毛也没有被碰过。在温室雨露的滋养下，他养成了几分女孩气质，说话和声细语。八岁那年，他被安排开蒙读了书。王妃屡次三番派人传谕老师，不可太严格了，恐累着或者吓着孩子，反正也用不着去考进士。所以，读了十几年书，四书五经一本也背不下来。不过比起别的王公子弟来，朱由榔已经是太“出类拔萃”了。是啊，明代王族子弟，肯读书识字的极少，他们的正务是纵酒听戏、强抢民女。而朱由榔在王妃的严厉管教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饲养金鱼是他最大的爱好。

十岁那年，他按惯例被封为郡王，号永明王，这是帝国内仅次于亲王的第二等爵位。十八岁那年，他被安排与大家闺秀王氏成婚。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是他的一切衣食起居仍然都由母亲安排。他被安排每天起来到各处请安，按早晚每天换三套衣服，坐享每顿饭二十四道菜、每月二百两银子零花钱的“幸福”。

上天还给了他十分英俊的外表。他长相俊美，文质彬彬，性格稳重柔和，举止玉树临风。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待人接物，十分礼貌。大家都知道桂王有一个知书识礼、玉质温粹、聪明特达的好儿子。人们见了桂王，总要说上一句：“王爷，你好福气啊！”

然而，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叫作幸福，朱由榔不知道。正如你问他爱不爱自己的妃子，他没有答案一样。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知道，上天安排给他的任务就是享用尽可能多的醇酒妇人，生尽可能多的孩子，正像大明二百年间的所有皇族一样。

确实，如果历史之流不起波澜，他的一生都将像贾宝玉向往的富贵闲人那样平安度过。然而，很不幸，他的生命中注定要遇到这场天地大变局。

四

崇祯三年（1630年），也就是朱由榔开始启蒙读书的八岁那年起，他就经常听家里大人提起两个字——流贼。从大人们脸上的表情，他知道这一定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

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流贼”势力忽然井喷，纵横天下，如入无人之境。各地皇族都遭到屠戮。

在众多消息中，最让桂王府惊恐的是这样一个消息：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桂王的同胞哥哥福王朱常洵被抓获。李自成杀掉福王，命人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消息传来，桂王与其寡母赵太妃当即病倒，赵太妃于两个月后去世。桂王则从此落下一个病根——不能提“贼”、“寇”、“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字眼，否则就浑身出汗，神志不清。

五

按理说，桂王一家算不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一类。自从就藩到湖南开始，湖南地方官民就觉得，这一家王爷很好打交道。事实上，桂王朱常瀛是出了名的“老实”王爷，生来老实内向，自小胆小怕事。万历朝轰轰烈烈的皇储之争没他什么事，东林党人和郑贵妃数十年的政治斗争反倒吓坏了他。他在宫中一贯遵章守法，就藩之后，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吃朝廷俸禄，从来没像别的不安分的藩王那样琢磨着要什么特权，搞什么第三产业，从不和地方官来往，更没有什么欺压百姓的劣迹。所以在天下亲王之中，“独以安靖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帝命官员考察各地藩王的遵章守纪情况，考察大臣“俱以王贤报命”，桂王的贤名因此也远近闻名，被树成各地藩王学习的榜样。

然而，这种“贤名”并不能保证他在玉石俱焚中的安全，农民军没有判断王爷贤或者不贤的兴趣。

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即朱由榔刚刚结婚后的第二年，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桂王府中的每个人都在空气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何去何从，成了桂王全府上下的思考焦点。眼看国土一块块残破，湖南全省的陷落似乎也是不久的事了。按理说，趁早远避他省是最明智的选择。然而，桂王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拖延不决”，缺乏决断能力。亲王搬家可不是小事，这数千人要走，要事先联系好投奔地，要与地方官打招呼，要计划行程，要准备车马饮食……总之，千头万绪，一想起来就头大。桂王平日不理家事，最厌俗务，一切日常起居都任由正妃王氏安排。所以管家把这些情况向他禀明，他却一再表示再等等、再看看。在他看来，衡阳毕竟地处偏远，也许张献忠没兴趣到这里来转一圈。

所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突袭衡阳的时候，桂王府里还一无所备。仓促之中，二十一岁的朱由榔跟着父亲和三哥朱由楥缒城而下，在农民军的间隙中侥幸逃生。然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桂王世子以及二王子均在逃亡路上被张献忠军擒获，折磨数日后剜心而死。五王子、六王子也在乱军之中失踪，从此再无消息。至于桂王府的庞大家财，自然在抢劫之后又被付之一炬。

逃出城外后，朱由榔和父亲及三哥朱由楥化装成老百姓。这一段逃难生活成了朱由榔人生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片段。从湖南到广西的路上，他们在满是鸡屎味的运活鸡的货船舱里藏了七天七夜。从来没有走出过王府之外的朱由榔从来没想到人世间还会有这样的生活。等从船里出来的时候，王爷们的鼻孔里已经满是鸡绒，神志恍惚，分不清东南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