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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正常思维，以患者地位之尊，绝不会有官员在贺表中胆敢寓含讽刺，更何况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前仆后继地以生命作为代价讽刺他。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患者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患者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类似的事例还有，著名诗人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患者以为是在讥刺他，鉴于高启名气之大，当时没有发作，但心不能平，几年后终于借细故把高启腰斩于市。

还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儿”。患者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儿’，真叫人活活气煞。”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怀疑自己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这个皇帝出身赤贫。虽然患者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起自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患者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以上这些事实，包括患者自述中对功臣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充分表明患者的极端自私、极度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2.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患者此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患者称帝后，便时常怀疑别人要陷害自己，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经常无端猜疑。患者信奉曹操的哲学，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位后，他热衷于用特务手段来监视下属，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早在做农民军领袖的时候，他派卫士何必到江西袁州侦察敌情，何必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必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他起用一些心腹，称为“检校”，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制度。

患者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国初事迹》载，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一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检校”专门告人隐私，人人惧怕，患者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

虽然这样监视，但是患者还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终还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五年（1382年）、十八年（1385年）、二十六年（1393年），制造了所谓“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前后诛杀了十一二万人，将他认为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开国将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大户全部杀光。其中绝大部分经事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误杀。

3.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所以耐挫能力较常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着，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李淑妃。

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据《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载，此人“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

洪武三十年（1397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抚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恩薄德，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其自大的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他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一篇之中，对同一种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司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乎无法执行。如，为了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则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4.嫉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人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患者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每况愈下，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所以心中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患者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患者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明史》形容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吴宽《匏翁家藏集》则载，有的地方，因为族诛过多，“邻里殆空”，“一时富室或无一存焉”。

另据《明太祖实录》，患者最看不惯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他就将他们招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他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异常痛恨。《大诰》载，他曾颁旨，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意违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5.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患者屠杀官吏富民可以解释成是对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伤害的报复。

患者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规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妓女穿上杂色衣服，患者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国珍抓起来，同妓女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妓女鼻尖。叶国珍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患者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患者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

患者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会诊。专家组的成员有：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1932年移居美国，1941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通通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儿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的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1328年）出生的，上头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岁，娘四十二岁，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鸡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时，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后，娘把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儿了。

我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尽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儿，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在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为我裹了身子。[1]从小到大，我没吃过几顿肉，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照看我，我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儿，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哈欠才叫去睡觉。一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我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床被子，冷了自己盖被子，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幸好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们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们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他们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我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儿。

我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那些大户，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做，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的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爹求他让我们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将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人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他们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作“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司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2]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成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你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你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的。事实上，当初你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你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你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你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起义。

你性格的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你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比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家人彼此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四月十二，死去的是大哥的长子；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他面前死去，却丝毫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他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下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们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们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你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你的生命中唯一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你眼里，整个世界和你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你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你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般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诽谤、羞辱他人，使他人受到挫折。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即位后，他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不可，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身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型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侮辱他人的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作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么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了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里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的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身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驱除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朱先生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carbamazepine（卡马西平）和diazepam（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

[1] 《明朝小史》，卷一。

[2] 《草木子》，卷四。

第五章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一

二十七岁那一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

那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也就是说，他大权在握、乾纲独断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在自己的帝国之内遛个弯儿，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祖制规定，没有战争、送葬、祭陵等重大事件，皇帝不得出京。如果必须出京，则必先聚会群臣，颁发诏书，明告天下。可是，这样的诏书一下，朝廷马上就得开锅，反对的折子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把他的书桌淹没。在那些蝎蝎蜇蜇老婆汉像的文官想象中，通往宣府的路上步步都是危险：骑马摔了，被塞外的风吹感冒了，遇到土匪了，水土不服病了，路上突然窜出个野兽把皇帝吓着了……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会引用n个圣人的话，告诫他“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告诉他“皇帝者，天下安危之所系也，一举一动，当千虑万虑，至慎至当”……一想到这些，他就脑仁疼。

为了出关，皇帝煞费苦心。八月初一这天清晨，皇帝换上了一件事先淘弄来的衣领已经磨破的蓝色半旧长衫，带着十来个同样市民打扮的太监，混在百姓中，骑马溜出了德胜门。史书记载，有生以来头一次出京城的皇帝如同出了笼的鸟，看什么都新鲜，一路游山玩水，在马背上颠簸了六天，才遥遥望见居庸关。这是通向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可是打头的探路太监纵马来到关前一看，心已经凉了半截：崇山峻岭之间的这座雄关关门紧闭，关上甲兵林立，剑戟鲜明。关门之下，满脸书生气的守关御史张钦怀抱一把利剑，端坐在正中。很显然，皇帝出京的消息早已传到这里。探路太监索性拿出平日在京城摆惯的凌人盛气，来到张钦面前，高声宣布：“皇帝巡视宣府，着张钦开关迎接！”

白面书生张钦纹丝不动。他很清楚皇帝微服出京是违祖制的行为。制止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个御史的基本责任。他板着脸对探路太监说：“你应该懂得规矩。皇帝出巡这样的大事，必然诏告天下，按照祖制，先修御道，再修行宫，然后带着全副銮驾，按照规矩一站站前行。因此，想要出关，请拿出经内阁发下的盖有两宫御宝的诏书来！如今你们青衣小帽，轻骑潜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冒充皇上，或者违祖制而出。不论真相如何，我万死不敢奉诏！”

太监还想说什么，张钦抽出宝剑：“再多说，我就杀了你！”

太监吓得浑身一抖，拨转马头，飞驰而去。

听了太监的汇报，皇帝也无可奈何。他有心硬闯过去，不过身边这十来个人显然不是守关官兵的对手。没有办法，他只好顺路折返到昌平的御马房玩了一天，第二天闷闷不乐地起驾返程。

这不过是登基十二年来与文官的连绵斗争中一次小小的失败，对于这种挫折，他早已经习惯了。

二

他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代皇帝。本来，他也应该是大明王朝最有福气、最安闲快乐的皇帝。

上天给他铺设的是笔直宽阔的人生之路。大明弘治四年（1491年），他作为大明王朝开国一百二十三年来身份最为贵重的孩子降生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交泰殿。之所以说“最为贵重”，是因为如下六种原因：第一，他是皇子；第二，他是皇长子；第三，他是皇后亲生的嫡长子；第四，他在皇帝成婚五年后才在全国臣民的苦苦盼望中迟迟出生；第五，由于后来唯一的弟弟夭折，他成了皇帝的独生子；第六，大明开国一百二十三年来，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能兼嫡子和长子身份于一身。也就是说，他们或是皇后所生，却不是皇帝的长子；或者是长子，却是“庶出”。这对最重宗族礼法的大明皇室来说一直是一个遗憾。因此，如果他能顺利长大，继承大统，那将是王朝开辟以来第一个以嫡长子身份登上皇位的人。这对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似乎是为了突出他命运的这种与众不同，上天为他选择的降生时刻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八字算法，他出生于申时、酉日、戌月、亥年，“申、酉、戌、亥”恰是地支的顺序。这种命相在八字中叫“贯如联珠”，属于绝对大富大贵的极品星相。巧合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星相也是这样的“贯如联珠”。

更何况这个皇子长得“粹质如玉，神采焕发”，十分漂亮。史书记载，他一生下就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经常啼哭，而是十分爱笑。只要谁一逗，那双乌黑的眼珠就滴溜溜转动，反应比普通孩子要迅捷得多。

出生仅仅五个多月，皇帝即颁发圣旨，封这个还不会爬的婴儿为皇太子。这在大明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皇帝给这个皇子起名为“厚照”，并且解释这个“照”字的含义说：“四海虽大，人民虽众，无不在此子照临之下。朕之江山，永为得人。”（《明武宗实录》）饱读经史的大臣由衷地相信，这个孩子将成为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幸福的皇帝。因为经过列祖列宗的九世经营，大明王朝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平稳期，外无边患、内无灾荒，并且，经过一百多年运转，大明帝国的政治车轮磨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婴儿未来的命运就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天子。

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一切情节还都按上天的布置顺利进行。这一年，弘治皇帝突然去世，太子顺利登基。虽然十四岁就要承担皇帝这项工作稍小了些，但是正是这个年龄使他绕过了专制政治中通常会出现的父子猜忌、宫廷斗争，避免了封建政治中太子接班路上通常会经历的坎坎坷坷，因此，这其实是新君的运气。人们期待着有着特殊“八字”的正德皇帝会把他的运气贯注到国运当中，给万民带来一个安定和富庶的时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从此出现了偏差，而且越来越离谱。

首先是人们发现十四岁的新君不爱在大内居住，隔三岔五就要到南苑去放鹰走马，行围打猎。

还没等大臣上书劝谏，新皇帝又爆出“单骑轻出宫禁”的大新闻，也就是说他单人匹马、龙衣黄袍出宫遛弯儿，弄得举国哗然。人们都知道，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须谨守祖制，这种不带随扈、轻易外出的行为绝对是祖制所不许的。

到了正德二年（1507年），皇帝干脆搬出了大内，在太液池边盖了一座豹房，离群索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皇帝应该居住的乾清宫。

正德九年（1514年），人们在北京的红灯区内的一处戏院发现了微服的皇帝，并且听说皇帝经常微服出宫，来此听戏。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皇帝微服出行的第一次。

这不，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年），皇帝又闹了这场私自出京的特大新闻，震惊全国。

继位十二年来，这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坐不了金銮殿、住不惯紫禁城，似乎皇宫大内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这十二年间，他一次次往外跑，而且越跑圈越大。这个最初被臣民寄予厚望的新君，现在已经成了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实在搞不懂：这个皇帝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放着人间最辉煌壮丽的宫殿不住，非得搬到海子边上一个局促小院不可？为什么放着万乘之尊不享，非要一个人单骑独马、独来独往不可？为什么放着皇帝一顿饭九十九道大菜不吃，非要跑到街上吃大排档里的鸡毛小菜不可？为什么放着皇家乐队的丝竹之声不听，非要听戏园子里的低俗小戏不可？为什么放着皇家园林的清幽景色不游，非要到长城以外的荒凉大漠去顶风冒雪不可？莫非他撞了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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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离北京越近，皇帝的心绪就越低落。他像一个逃学归来的孩子，不得不再次回到课桌和书本旁边。他强忍着不耐烦，一言不发地接受着出城迎接圣驾的大臣一拨拨行礼。“人臣不可一日无君”，见到皇帝平安归来，这些大臣如同孩子见到父母（成年孩子找到了走丢了的父母），女子找回情郎（一个过于花心的情郎），一个个满脸欣喜、如释重负。如果依着他，直接从德胜门进神武门，只需片刻工夫他就可以回到公廨。可是这些满怀欢喜迎接圣上归来的大臣已经按礼制把卤簿大驾准备好了。没办法，他只好下了马，登上御辇，在四百一十七人组成的庞大仪卫队伍的护送下，绕道正阳门，进入大明门。午门、太和门、中右门、后右门、乾清门……一重重大屋顶迢递而来，一层层，沉甸甸地经过他的头。皇帝露出惯常的忍耐表情，如同泥塑木雕一般，任由他们抬着游街似的游完了规定的路程，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回到豹房公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说狂想。如果你问皇帝的梦想是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不当皇帝！

皇帝是天下最幸福的职业，这是天下流传最广的谬误之一。如果反过来说，也许离事实更近一些。十二年来，他一直忍受着这个职业。在他看来，太和殿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副特殊的刑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