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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髓、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史册。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主义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他们的成功正是因为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变通，才使得政权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这三代君王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在连续百余年间做出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创新，打造出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使得政治制度不断生长、修正、完善，最终促成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需要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第二章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一

“湉”的意思是“水流平静”。以“小心”、“恭谨”闻名的醇亲王奕譞给长子起名“载湉”，这表明他唯一的希望是这孩子一生安稳平顺而已。在不胜寒的政治高峰把栏杆拍遍的他，饱览风光壮美，更深知风涛险恶。对他来说，什么“雄心”、“功业”，都是些令人厌倦的词汇，政治首先意味着的是风险和毁灭。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不可捉摸，并且充满荒诞——偏偏就是这个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选中，要接替刚刚死去的同治，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

发生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一幕让所有的大臣记忆犹新：太后的话刚出口，中选者的父亲奕譞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当时就瘫软在地，“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日记》）

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的那些故事，证明了这位亲王对儿子命运的判断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然而，与强大的命运比起来，任何先见之明都苍白而徒劳。

二

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冰雪聪明，且如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空间。

叶赫那拉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出现在历史聚光灯下的女人之一。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叫她“伯伯”，儿子不叫她“妈妈”，却叫她“爸爸”。叶赫那拉就是这样。在丈夫去世之初，她可能并不一定想成为“政治家”，她介入政治的动机不过是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就像鸦片，一旦沾上手，就撒不开。对兰儿这样的女人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无过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施展手腕、较量机锋、摆弄他人、把握局势，使自己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从这一点来说，比起小小后宫争风吃醋的斗争，规模庞大的政治游戏更适合她施展她的玲珑手段。

年届四十、正当盛年的太后，驾驭大清帝国这艘航船正是得心应手、逸兴遄飞之时，选择一个年长的王子为君，自己放手交权，当然非她所愿。

之所以选择四岁的载湉，除了他的年龄小之外，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在于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便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谨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个异常顺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无野心。他会圆满漂亮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又会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以迎合这个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嫂子。只可惜他大了一辈，要不然真是帝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但愿遗传的力量能起作用，使未来的皇帝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性格和识度，让他懂得怎样和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相处。

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孩子的性格。在命这个孩子入宫之前，她曾经不动声色地向妹妹了解过。妹妹说，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是“文静”，从不淘气。这极惬太后之心。众所周知，刚刚死去的同治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从小就顽皮异常、任性乖张，长大后热衷于微服出游，泡茶馆、逛妓院，最终染上恶疾，一病而亡。从妹妹的描述看来，小载湉起码不会蹈此覆辙。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孩子绝非大清皇帝的合适人选。

首先，这个孩子身体太差了。进宫之后，他三天两头闹病，不是感冒头疼，就是呕吐腹泻，几乎没有一个月消停过。（参见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另，《翁同龢日记》中亦常见光绪生病的记载。）她经常担心这孩子活不长。就是长成了，这么单薄的身子骨，怎么能担得起那么繁重的政务？

其次，这孩子太“文静”了，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一样。也许是因为妹妹爱惜过度，这个孩子胆子小得出奇。一听到雷声，他就吓得大哭大叫，冷汗不止，非得大人抱在怀里，百般抚慰，才能安静下来。除了雷声，鞭炮声、锣鼓声他也怕得要命。就连见到一只虫子，他也要哭上半天。

慈禧越来越发现，这孩子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和孩子性格上的反差太大了。

叶赫那拉天生刚强，性格像一团火，永远精力十足，永远兴致勃勃。就像《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一样：“老太后就是讲究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老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

而这个孩子天生禀赋不足，精神不健旺，只爱闷在屋里拆拆自鸣钟，摆弄摆弄西洋玩具。

太后如同男人一样干练，什么事都要处理得清清爽爽，一丝不苟。“老太后一生精明强干……吃东西也必定要端端正正精精致致地像个吃的样。穿双鞋，也必定要袜线对准了鞋口，丝毫也不能对付。精明认真是老太后的秉性。”

这孩子却做事拖泥带水，又没常性，经常玩着玩着就烦了，扔下一大堆钟表零件，又去摆弄另一样东西。太后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点。

太后精明聪慧，善于察言观色。这个孩子却木头木脑，缺乏灵活机变劲儿……

用古话说，她和这孩子简直生来“相克”。相处时间越长，她感觉越别扭。她十分反感这孩子期期艾艾、怯懦退缩的神情。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孩子都不像能长成一个雄才大略之人。

没办法，这就是大清的命吧！

失望归失望，太后对这个亲外甥还是尽心尽力的。同治皇帝是在奶妈的怀中长大的，那个时候，她正忙着浓妆艳抹、争风吃醋，无暇顾及襁褓中的婴儿。现在，已经失去争宠任务的她，把对同治的一份歉疚都在光绪身上弥补了。后来她回忆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襟，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唯恐不至……”（瞿鸿禨《圣德纪略》）

太后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选择既不能更改，她所能做的，只有给这个孩子以最好的教育。刚刚五岁，她就迫不及待地给小皇帝开了蒙，请了状元出身的翁同龢为师，并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学规。她经常召见师傅，详细询问学业进展情况。光绪十一年（1885年），她发现小皇帝的作文颇有可观之处，当即降旨，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在繁重的政务之余，她还把检查批阅皇帝学业作为自己每日必修的功课。

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每一个专制者对继承人的期望都是既听话又能干——在他活着的时候，可以绝对控制这个继承人；在他百年之后，继承人又可以挑起大梁。对于控制这个天性柔弱的孩子，慈禧很有信心他不会逆反，因此她着力更多的是发展他的才干。从很早开始，她就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光绪的政治兴趣和能力。小皇帝刚满十岁，她就经常在工作时让小皇帝陪伴在身边，给他讲解奏折，有时候还让他试着在折上批答。大臣们发现，在发回的奏折上，出现了一种类似儿童描红的特别幼稚的字体，虽然故作大人腔，但一望而知，是儿童所拟，这无疑是“今上”的手笔。小皇帝满十三岁那年，她又让小皇帝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皇帝先看一遍，然后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告诉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后在皇帝的功课中加上讲解奏折一项。

事实上，直到十多年后打算更换皇帝之前，她一直是以“恩主”的心态来对待皇帝的——是她亲手把他扶到了宝座上。这个座位，被帝国内所有的男人视为最大的幸运和幸福的象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甚至家族的代价。而他，在懵懂中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况且，又是她，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灌注了那么多心血，甚至比对亲生儿子还要尽心。要知道，她可从来没有亲手料理过小同治的吃喝拉撒。太后常常想，长大懂事后，这个孩子没有理由不对她感激涕零。

三

然而，当长大成人后的光绪回忆起来，也许并不认为被选入宫是他人生中的幸运。

那是1875年1月13日，载湉从熟悉的家里被抛到了这个巨大、荒凉、寒冷的坟墓一样的宫殿之城。在空旷的广场上，他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人——一大群模样怪异的太监，和他们簇拥着的一个衣服华丽、高高在上、表情冷漠的女人。

这个孩子如同一块柔嫩的蚌肉，被粗暴地从亲情之蚌中剜了出来：刚刚还抱着他逗他玩的父亲，现在远远地跪在丹墀之下，成了他的臣子；与他朝夕不离的祖母和母亲泪眼婆娑地被厚厚的宫门阻挡在外，几乎永世不能再见；为了让他彻底与过去的生活告别，太后甚至不允许他的奶妈跟进宫来。

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适合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辉煌的宫殿其实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权威意志和专制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说，这座穷极了人间物力的建筑并不是为了让人舒适地居住其中，而是为了昭示皇帝与上天的关系，传达帝王不可动摇的威严这个信息。它的整体布局象征着天上的星座：宫中有三大殿，是因为天上有三垣；后三宫连同东西六宫共为十五座，正合紫微垣十五星之数。庞大的宫殿群红墙黄瓦，不仅因为美观，更因为只有红黄二色才能配得上皇帝的尊严——红属火，火主光大；黄属土，土居中央。

在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最严密的规矩，以及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唯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我们无法想象进宫的当天晚上，躺在巨大空旷的殿宇之中的孩子，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心里是多么惊惶和迷惑。我们只知道，从第二天起，他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那个原本无拘无束的孩子现在变成了帝国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件，他每天得按固定的程序运转。他每天四点钟就要起来，正襟危坐在乾清宫那张坚硬的宝座上，充当“垂帘听政”的道具。在禁宫林林总总的几百年一成不变的礼仪中，他都是必不可少的器皿，被群臣捧来捧去——到观德殿给先皇帝梓宫叩头，到奉先殿给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宁宫给太后太妃请安，往寿皇殿及太高殿祈雪、祈雨，春天到丰泽园去行耕藉礼……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意义，他只知道，在这广阔无垠的禁宫之中，每一寸空间都充满着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在哪位太妃前应该说哪些话，在哪个仪式上应该穿哪套衣服，下跪时先跪哪条腿，跪下后龙袍的前摆放在哪里，磕头的次数、深度，跪或立的间隔，都有详尽的规定，稍有错误，就会遭到批评和训斥。

对于自己的亲姨、伯母和养母，小载湉怎么也亲近不起来。虽然这个“亲爸爸”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他表示关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太后身边，却从来感觉不到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应该感觉到的安然自在。在小载湉的心里，母亲应该是温柔的、温暖的、包容一切的。可是在他的感觉里，这个“亲爸爸”更像一个男人。她从来都说一不二，在她面前，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她像一个寒光四射的巨大光球，笼罩着宫中的一切，光芒如同麦芒一样砭人肌骨。他从心底里惧怕这个钢铁一样的女人，只要她看他一眼，载湉就感觉浑身冰凉。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他总是处于太后的纠正和训斥之中。精明强干的太后在教育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对亲生儿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而对继子光绪，她却矫枉过正。在为小皇帝挑选太监时，叶赫那拉特意指出：“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这个以权力为生命的女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养子的绝对控制。《瀛台泣血记》记载，从进宫的那天起，那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监，“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天天教育他，“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除此之外，太后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培养小皇帝的绝对服从意识。古灵后人《清外史》载，按照太后的要求，小皇帝“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徐珂《清稗类钞》则记载，在平时，“孝钦后乘舆出，德宗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太后每顿赐给他的饭菜量都很大，即使他已经吃饱，也不得不一口口吃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不是普通的食物，那是太后的天恩和意志。

为了让小皇帝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她发誓绝不犯过去的错误，不容忍这孩子身上任何一点“毛病”，对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精雕细刻。如果他在早晨四点钟时赖床，如果他在陪太后进早餐时碰响了餐具，如果他“上朝”时过多地扭动身子，下跪时忘了复杂的规矩，那么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太后亲口的或者通过太监传达的批评。太后清楚地记得同治是怎么被惯坏的。甚至小皇帝走路偶尔蹦蹦跳跳，如果让太后看到了，都会招来一顿训斥。太后告诉他，他是个皇帝，得有皇帝样，像普通孩子那样信马由缰，是没出息的表现。

教育学家说，刻板、教条、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些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固执倔强、不善变通。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时时处处以父母的要求来评价自己，对自己过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他人都缺乏宽容。不幸的是，在阅读光绪的有关资料时，我们发现他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生活上的种种规矩，就像小树上的层层绳索，对孩子来说虽然难受，尚不致命。真正对光绪构成伤害的是太后那冷冷的神情。那神情如同严霜冷雨，打得这棵小树的幼枝嫩叶瑟瑟发抖。

孩子的直觉是惊人准确的。虽然这个女人曾经亲手带过自己，虽然她表面上对他非常关心，可是皇帝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不喜欢自己。

是的，她看他的目光是空洞无物的，如同穿透一片空气。她和他说话时，也从来不用心，总是敷衍的、淡淡的。她的心思不是集中在那些奏折上，就是集中在化妆上，或者放在与后宫某个太妃的勾心斗角上。只是偶尔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比如玩什么东西拖拖拉拉，或者回答太后的问话过于迟钝时，太后才会注意到他，脸上勃然变色，嘴里蹦出几句诸如“你看你浑身上下，哪有点雄武之气”之类的训斥。

小光绪竭尽全力地去做每一件她要求做的事，却极少听到太后的一句夸奖。

囚禁在栅栏中的小动物神情天生紧张，生长在大树阴影下的小草注定长势孱弱。在太后身边，皇帝日益成长为一个缺乏自信的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口吃的毛病，一见到太后，说话就期期艾艾，越是害怕，越说不利索。他感觉自己动辄得咎。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从亲人身边被送到这个奇怪的所在，做这些奇怪的事。他感觉到，在这个姨妈眼里，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工具，一个不顺手的工具。蜷缩在深宫中的大多数夜晚，他的感觉都非常绝望无助，在内心深处，他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在这个举目无亲之地，他是多么希望讨得自己这个唯一的亲人的欢心！

四

第一次找到令太后高兴的办法，是在他开蒙读书之后。

传统的启蒙方式，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同治帝就是这样。太后和师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没能把同治的牛头按到书桌上来。

和同治比起来，光绪实在是太听话了。虽然刚开始也曾“嬉戏啼呼”过几次，可是不久，这个性格柔顺的孩子就安然接受了不可违抗的命运，每天乖乖地来到书房和文字做斗争。他的功课进展得很顺利，大字也写得越来越端正。虽然和历代的皇子比起来，他的成绩不过是中等水平，但是和他的前任同治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看到小皇帝亲近诗书，太后的一颗心放下了大半。最起码这个孩子不会像同治那样纨绔了。高兴之余，太后叫太监去传话，说皇上临的字不错，叫他以后再多多用心，并且把自己平日使用的四管湖笔赏给他。

太后不知道，她这随随便便的几句鼓励，在小皇帝心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反应。

进宫之后，小皇帝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就像黑夜中发现一点亮光，迷路者发现了一条小径，这一发现，对于处于惶恐不安之中的他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心理转折。

更重要的是，小皇帝发现，他能够做得很好的这件事，恰恰是太后最看重的一件事。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后对书本有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她相信经典的力量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它可以清澈男人的大脑、强健男人的骨骼，只要真正掌握了圣人的教诲，再孱弱的男人，也有可能成为安邦定国之才。小皇帝发现，虽然他仍然举止笨拙、反应迟钝，虽然他仍然胆怯、口吃，但是只要书读得好，这些都可以被忽略。

小皇帝学习越来越用功了，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学。《翁同龢日记》记载，据向太后报告的太监说，小皇帝不论到哪里，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经常在走路时还念念有词。每天睡觉前，他都会背一段《诗经》才睡。听到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文字奋斗符合小皇帝的个性，随着对书中的内容越来越能够理解，他对书本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在宫中演戏之时，他常常携一卷书，找个没人的地方阅读。事实上，学习是他确立自我、证明自我和娱乐自我的唯一方式。

对于小皇帝来说，读书于他还有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使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通过书籍，他头一次明白了自己被送入宫，并非是一个悲惨的事情，而是天下人都羡慕的幸运之事。原来他并非普通孩子，而是“上天之子”，将来要代替上天承担起抚驭万民的责任。师傅说，在他的肩上，肩负着上天的信任，肩负着大清列祖列宗的重托，肩负着天下百姓的全部希望。

翁师傅的教育看起来非常成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小皇帝小小年纪就立誓将来要做“圣帝贤王”。师傅说，上天在芸芸众生中独独选中了他，就证明他有圣人之质。师傅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说艰难当然艰难，说容易其实也容易。唯一需要的就是自制、勤奋和毅力。因为历代以来，圣人贤臣已经把治理国家的方法总结完备，从《资治通鉴》到历朝圣训，治国安邦的大经大法条条俱在。只要他一丝不差地按照圣人的教导去做，那么就会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就会像周文王、唐太宗那样名留千古。

小皇帝的表现令帝国政治高层的所有人惊喜。师傅翁同龢经常得意扬扬地对人说起，小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效法古代圣帝贤王。刚刚识字不久，小皇帝就指着书内的“财”字对师傅说：“我不爱此，我喜‘俭’字。”翁同龢喜不自胜，当即跪下叩头：“皇上圣德！皇上有此见识，真是天下之福！”

《翁同龢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光绪三年（1877年）的冬天，很久没有下雪，小皇帝想起师傅教他的话，临睡前，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上天降下大雪，以利来年庄稼。没想到过了几天果然下雪了。年仅七岁的小皇帝高兴地跑到门外，立在雪中，默默地向上苍表示感谢。太监们怕他冻着，担不起皇帝感冒的责任，一个劲儿地劝他回屋，让小皇帝大为扫兴。小皇帝气愤地说：“你们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长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样！”这个故事流传出去，被士人们传颂了许久。人人都说，皇帝将来必是一个古今少有的圣帝明王。连太后也屡屡对大臣夸奖皇帝“实在好学”、“典学有成”。

这些夸赞对小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条深宫中的幼龙自卑而又敏感，太后的冰冷和轻视，在他幼小稚嫩的心灵上刻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他比谁都需要来自外界的肯定和赞扬，来满足他干渴得龟裂的自尊心。不要以为这个看上去怯懦退缩的孩子没有自尊心。恰恰相反，他的自尊心因为挫折而比谁都强烈。作为一个长期得不到肯定的孩子，他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向别人，特别是向这个女人证明“我能行”。他知道，从进宫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天下万民。系统的帝王教育，树立了他“拯民水火”“澄清天下”的雄心壮志，陶育了他“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大情怀，他愿意为他的子民燃烧自己的一切。他期望着用自己将来的表现，让这个女人刮目相看。

五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清晨，冬季的北京天空像一面镜子一样晴朗，没有一丝灰尘。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在紫禁城中隆重举行。十九岁的皇帝缓步登上太和殿宝座，御前太监在丹陛上鸣鞭三下，上千名官员在丹陛和广场上如同潮水一样起伏跪拜。

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举一动都显得少有的简洁有力。《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对于大清帝国的无数臣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刻。自从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男主人。人们一直坚信，“牝鸡司晨”只是万不得已的变通，男人永远比女人更适合当家主政。更何况这个男人十分符合一个伟大帝王的标准。那些跪在前排的大臣发现，年轻的皇帝长相清秀俊美、举止端庄凝重，颇具帝王之姿。虽然一直待在深宫，但是关于皇帝好学不倦、圣德纯粹的传闻，早已在朝野之间不胫而走。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如同他那些伟大的祖先一样，有能力带领大清摆脱困境，重现康乾时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荣光。

太后松了一口气。说心里话，叶赫那拉当这个家当得确实有点累了。今年她已经五十五岁，白发已经悄然爬上鬓端。这二十八年里，她觉得她操够了心，受够了累。现在孩子终于长大，她也可以歇歇了。何况，通过她多年辛苦经营，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认为自己交到光绪手上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统治基础。

在她刚刚走入政治中心的时刻，大清帝国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朝廷之上，八名顾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势不可免；长江下游，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国半壁江山烧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国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同样要命的是，外国鬼子刚刚烧毁了圆明园，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帝国没有抵抗能力，随时准备把大清分而食之。虽然对她的政绩评价不一，但平心而论，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利的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可以称得上出人意料的杰出。她的表现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在某些历史时刻，甚至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她果断利落地发动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她开明地重用汉人曾国藩，眼看就要吞没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狂潮在她的脚下突然退却。人们把她执政的这些年称为“同光中兴”。人们说，是她再造了帝国，使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这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她的心里并不失落。虽然形式上交出了权柄，但她仍然自信可以保持对皇帝的绝对控制。即使到现在，只要她一板起脸，这个孩子仍然会吓得说不出话。在老谋深算的她面前，这个心地单纯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透明人，她可以一眼看到底。她不用凭思考，单纯用感觉就可以控制他。她的退休，实际上是一种“退居二线”，虽然摆脱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她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靠着自己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左右大清帝国的航向。

对于自己多年来苦心培养的成果，她是基本满意的。虽然她对这个孩子的个性和气质没有喜欢过一分钟，但是像所有唯成绩论的家长一样，她仍然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他学业良好，能写一笔非常漂亮的正楷和一手典雅的文章，能把许多典籍倒背如流。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如此评价光绪皇帝：“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叶赫那拉相信，书本中记载的那些深奥的道理，会帮助任何一个男人取得统治的成功。

皇帝也深深松了口气。十五年来，他一举一动都屈服于太后的意志。他的饮食起居，他的成长教育，甚至他的婚姻和爱情，都在她的绝对控制之中。就在去年，她还把她那个丑陋而愚蠢的侄女强行塞给他，宣布她成为他的皇后。他对这种木偶式的生活早已忍无可忍。现在，他终于被宣布长大成人，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了。更重要的是，在十五年的漫长准备之后，他终于握住了帝国巨舰的舵柄。就像一个交规考试得了高分却一直没有机会练手的学车人一样，他早已跃跃欲试了。

青年人总是不满现状。胸怀“尧舜之治”的雄伟理想，皇帝对大清帝国的国势比谁都痛心疾首：列强环伺于外，大臣狃安于内，国家衰弱贫困，百姓民不聊生。虽然有人把太后执政以来的政绩吹捧成“同光中兴”，但是光绪不以为然。虽然精明，虽然能干，但是太后毕竟只是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妇人而已。满腹诗书给了他轻视太后的理由。读过三遍《资治通鉴》，自信深谙历朝治道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唤醒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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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然而，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在短暂的欢庆气氛过后，大清帝国又陷入了平沓缓慢的旧节奏。虽然已经胸有韬略，但坐到了驭手的位置上以后，皇帝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亲政以后，天下一直风平浪静，帝国政治如同一只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在成例的笼罩下，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不过像是太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样，庸庸碌碌地忙于琐碎事务。

皇帝烦躁而又抑郁。慈禧政局的特点是小富即安，缺乏远见。在他看来，大清多在因循守旧的泥潭中陷溺一天，就多丧失了一分自强的机会。皇帝多么期望能有一个契机，比如一次地震式的突发事件，让他得以大展身手。

似乎是天遂人愿。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迸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大清帝国政治神经猛地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

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个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没断过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了一个遍，居然又轮到了东洋里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边的日本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熟读经史的皇帝知道，这个小国几千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中国，向中国俯首称臣。虽然这些年听说它开始效法西洋，搞什么维新，也弄了一支海军，但能有多大能为？

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

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将大大增强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有载：“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旧日的荣光。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的记载，曾广钧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没有立刻表态。对于皇帝亲政五年以来的表现，太后是基本满意的。皇帝恪守成例，处理政事很有条理，越来越让人放心。退休以来，安逸的生活让太后的政治热情有所消退。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在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执政这么多年，她居然从来没有好好给自己过一个整生日。如今她终于可以放手国事，一门心思给自己找找乐子了。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清醒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记载，早在1874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就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日本国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建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落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八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已亲政五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问题就出在他那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得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这样回忆道：“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绝非共处同一时代。”

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变化可谓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如果说光绪时代，中华帝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几百年的时差，那么紫禁城内外，同样存在几十年的时差。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爆发三十一年之后，虽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经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的时候，中国已经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但是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传统的。他的教科书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是“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