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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我告别了德朗内一家和玛格丽特,离开法国回到丹麦。在法国的日日夜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一年后,我终于拿到了博士的头衔,同时,我申请的加拿大技术移民也批准了。在此之前,我回过一次北京,为的是办移民所需的公证材料。我知道了一些老同学的情况,有大学同学的,也有高中同学的。

袁静娴在医院里工作,她和团支书结婚了,团支书家里有背景,被一家日本电器公司请去,负责华南地区的销售。

临走的头一天,我忍不住去了一趟原来的公司。许多老同事都不在了,也没有见到林薇。原来的经理也调回美国了,琴姐扶了正。她很热情,请我到楼下的咖啡厅坐了好一会儿。

她告诉我,我走后不久林薇就结了婚,和什么管理学院的一个青年教师。不知道为什么,林薇婚后还和经理有瓜葛,甚至搞到自己家里去,结果被抓了现行,才一年多就离婚了。

我听后无限感慨,命啊,都是命!平民百姓小人物,生下来命就贱,如果没有遇到贵人提携,个人奋斗基本上就是原地转圈。

琴姐自豪地说,她的女儿考进了芳草地小学,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是驻华使节。她还详细地问了国外寄宿学校的费用情况。

都是为了生活,都是为了孩子!我一点也不再看不起她,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

这年八月份,我离开丹麦来到加拿大。我先在多伦多住了一个月,后来,经一个在法国时的同事介绍,去卡尔加里一家石油公司面试,是一个研发的职位,和输油管线探伤有关。我根本不懂化工冶炼,所以没抱什么希望,不料,几个星期后,人事部就打电话来,问我还感不感兴趣。原来,他们确定的人选嫌钱少,去美国发展了。于是,枫叶红了的时候,我就去卡尔加里的研发中心上班了。事情真是顺利,谁也没有想到。

卡尔加里是一座新兴的石油城市,市区建筑都比较新,所以也比较漂亮干净。

我就在公司旁边的公寓楼租了一个套间,上班只要走十分钟。这件事我做得很英明,因为很快就开始下雪了,加拿大的公交远不如欧洲,我没有汽车,住得远冬天会非常麻烦。

我们研发中心二百号人,分成六大派别十四分支。经理大经理们热衷于争抢资源互相拆台,普通员工吊而郎当闲聊天传小道消息。欧洲人的特点是做事慢,加拿大人则是几乎不做事外加夸夸其谈,尤其是那些在美国就学或工作过的,基本上就靠一张嘴。

我上班没有太多事情做,基本上三个小时可以完成一天的工作,剩下的时间整理我在欧洲时没发表的数据,写成杂志论文寄出去。我报了个驾校学开车,下班以后要么练车,要么去公寓底层的健身房,其余的时间想女人。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三十岁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定下来的岁数。首先,你的智力,相貌,社交能力,健康状态等等,基本上确定成型了,其次,你迫切想把职业,婚姻家庭等等也定下来。

我积极参加卡尔加里大学中国学生会的活动,还去了几次华人教会,总的来说感觉不好,出国的中国女人,好像容貌气质上比国内大城市的要低一至两个层次。

周围的超市里有几个收银员,还有餐馆的几个服务员,都是本地年轻姑娘,长得很漂亮也很热情,不象国女整天沉着苦瓜脸。我仔细一想,还是不合适,学历且不论,起码得找个坐办公室的吧?要不然怎么对父母交待?儿媳妇是卖菜端盘子的?!

我们研发中心有一些女同事,有财会,采购,文秘,前台,也有技术员,不过年轻未婚的不多。现在时兴无纸化办公,公司不招年轻的小秘书了。有一位前台小姐长得还可以,人也甜,但个子矮了一点,还有明显的发胖的趋势。另有一位技术员,瘦高的个子身材很好,常常在健身房里碰到,可惜有一点儿凶相,不旺夫。

总体而言,加拿大的女人在气质上远逊于欧洲女人,别说和德朗内夫人比,甚至不如玛格丽特。魁北克和海洋省份的法裔稍微好一点,言行举止和穿衣打扮相对讲究一些。

我们有一个项目经理海伦,三十出头,从名字的拼写上看是法裔。她是唯一让我看得顺眼的女同事,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很健康的样子,看书时戴一副眼镜,为人也和气。我主要是喜欢她的穿着,比较职业,通常是衬衣套裙高跟鞋,不像其他女同事,夏天拖鞋冬天皮靴。

海伦和我在国内时的琴姐有些相似,都有很多那方面不好的传闻。她是拉瓦尔大学化学工程出身,在多伦多附近的汽车业干过,嫁给了当时她的一个同事,也是项目经理一类的。后来她去美国读了个工商行政管理硕士,还是公司出的钱。学完之后,汽车业不景气了,夫妇俩双双跳槽,她来我们公司,她丈夫去了上海通用。据说她和我们原来的一个副总有一腿,所以才挤进的管理层。小道消息传得活灵活现,说是有一次在酒店开年会,大家亲眼看见她从副总房里走出来,衣冠不整,面色潮红,发型零乱。

海伦在研发中心不太吃得开,因为那个副总两年前跳槽走了。她本身技术上不行,而她们组的成员,也就是她的手下,也都不行。据说海伦以前有过几个能干的组员,看到她失势,都找机会跳到别的组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职场上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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