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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回鹘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变化。甘南的裕固族信奉喇嘛教格鲁派(黄教),新疆的回鹘则在公元10世纪中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全面接受了伊斯兰教。其实这丝毫都不奇怪。因为早期伊斯兰正是阿拉伯半岛上贝都因人创造的游牧商贸文明,也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44]
半盘胡化
灭亡回鹘的是黠戛斯。
黠戛斯(读如侠加斯)在名义上是铁勒的一支,实际上却是白种人。他们身材高大,头发火红,皮肤白皙,眼珠则是碧绿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条顿民族(teuton)的体质特征。换言之,活跃在大唐帝国的还有日耳曼蛮族。
蛮族是能够改写历史的,黠戛斯也一样。
不过,黠戛斯把回鹘打得七零八落以后,自己居然也不知去向,直到蒙古人兴起之时才重返历史舞台。至于他们的后裔,在俄罗斯叫哥萨克(cossack),是骁勇的骑兵;在中国则叫哈萨克(kazak),是勤劳的牧民。
黠戛斯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们在汉代被称为坚昆。坚昆的习俗是:孩子生下来如果是黑头发,便会视为不祥;如果是黑眼珠,则被看作汉将李陵的后裔。可见他们其实早已混血,但又坚持白人的身份。[45]
其实黠戛斯人不必在意,因为混血是大趋势。
趋势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就开始了,到隋唐两代更是愈演愈烈。之前还只是通婚造成的种族变异,后来就从自然发展到了文化。胡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仿效胡人习俗则蔚然成风,甚至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这就叫胡化,也叫胡风。
胡化是从长安波及全国的。这固然因为首都总是开风气之先,也因为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侨民。安史之乱后,回纥在长安的常住人口总在千人左右,冒充回纥的粟特人数又要加倍。贞观年间的突厥侨民更多达万户,至少占到当时长安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以上,数量可谓惊人。[46]
更重要的是,侨民当中不乏非富即贵的头面人物。波斯的王子,突厥的将军,吐蕃的使节,西域的高僧,粟特的大鳄,回纥的商人,是这个特殊群体的中坚和主流。他们在长安和洛阳买豪宅,建高楼,置田产,任要职,娶妻生子乐不思蜀,俨然中华帝国首都之一员。
与之交往的则是大唐的上流社会,包括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他们流连忘返于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长安西市,纸醉金迷于胡人开设的高档会所,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派对,因为那里不但有好听的龟兹乐,好看的胡旋舞,好喝的葡萄酒,更有如花似玉的胡姬充当陪酒女郎。
对此,诗人李白曾直言不讳: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哈!难怪他会“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了。[47]
名流带头,追星族岂会无动于衷?
何况胡人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很够刺激。打马球展示着雄性的力量,着胡服则体现出女人的性感。前者是波斯人的发明,所以叫波罗球(polo)。后者的特点则是衣袖窄小剪裁贴身,尽可能地凸显女性的身材和曲线,其风采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诗: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48]
呵呵,小蛮腰。
所有这些,都让长安少年的肾上腺受到刺激,荷尔蒙分泌增多。早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的李承乾,甚至一心一意要做突厥人。他不但说突厥话,穿突厥衣,还在东宫院内搭起帐篷竖起狼头旗,一本正经地扮演起突厥可汗来。
演出极其认真。李承乾找来一批长得像突厥的人,让他们披着羊皮编着辫子扮作突厥武士,自己则假装可汗死在了牙帐里,然后命令这些群众演员按照突厥习俗割面流血号啕大哭,骑着马围绕牙帐默哀。直到这时,李承乾才忽地一下坐起来说:如果真能这样,岂不快哉![49]
太子殿下如此,风气可想而知。
大唐的女人也不甘落伍,她们的服饰则始终如一地“崇洋媚外”——戴耳环是跟波斯人学的,叫步摇;搭披肩是跟印度人学的,叫巾帔(读如配) ;发型是跟中亚人学的,叫髻堆 ;脸妆是跟吐蕃人学的,叫面赭。当然,她们绝不会只有一种装饰风格,但长安肯定是时尚的风向标。
她们的帽子更是与时俱进。唐高宗以前,女人帽檐有布帛下垂,长可过膝;后来就只有丝网,垂到脖子;再后来改戴胡帽,露出脸蛋;最后干脆不戴帽子,露髻出行。[50]
总之,大唐的女人是衣服越穿越小,身体越露越多,参加活动越来越频繁。她们甚至会身着男装骑着马去踏青或者打球。球场上,英姿飒爽的女人纵横驰骋娇声呐喊,围观的男人们则报之以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51]
看来,大唐的男男女女都有了“胡心”。[52]
这当然有问题。因此,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朝廷下令治理整顿,可惜收效甚微。这个混血王朝的臣民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在文化上也变成混血儿。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吐蕃和回鹘的兴起,女人的妆扮改成了回鹘发型吐蕃脸,尽管她们被告知这绝不是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模样。[53]
请问,这该算是半盘胡化呢,还是全盘?
姑且算半盘吧!
但即便只有半盘,也足以让大唐的世界五彩斑斓。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当时的长安已能吃到通行于中亚、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抓饭,开元以后更是以胡食为时尚。长安城里“西餐厅”之多,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上海。[54]
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与唐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尽管它在汉魏就已经传入中国,自己酿造却是在征服高昌之后。太宗皇帝甚至亲任酿酒师,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监制出了八个新的品种。[55]
这样的皇帝,也属罕见。
事实上唐代胡风之盛,与皇帝关系很大。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就因为唐太宗开风气之先。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个中高手,曾经让吐蕃的球星自愧不如。此后的宣宗、僖宗都是球员,穆宗、敬宗都是球迷,打球岂能不成风气?[56]
此外还有建筑。
盛唐时期的建筑流行西亚的材料和风格,并且采用了在酷暑天降温的技术。设计师巧妙地让水从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隔断室外的热浪,同时用流水推动风扇在室内送风,当然十分凉快。唐玄宗曾经在这种凉殿接待了一位爱提意见的言谏官员,结果该官员因着凉而腹泻,狼狈不堪。[57]
那么,这种技术又是哪个国家的?
东罗马帝国。[58]
呵呵,倒是不远万里。
实际上隋唐所谓胡,并非只指中国境内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更包括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他们在两《唐书》中跟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一样被看作西域的一部分,重要性仅次于突厥、回鹘和吐蕃。
也许,这是一种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是隋唐特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混血王朝。自己是混血儿,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种族,尽管他们都以中华自居,都认为中华是世界的中心,还都雄心勃勃和自以为是地要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中华的体系。唐太宗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朕提三尺龙泉一统四海,不比秦皇汉武差吧?[59]
当然。
事实上,秦汉文明虽然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影响是双向的。而且,我们能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也并非只有太宗和大唐之力,至少还有隋炀帝一份功劳。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
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7]
另外两国,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韩人最早分为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号称三韩。之后,马韩建立了百济,辰韩建立了新罗,弁韩建立了金官。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高句丽南下之后,新罗也兼并了金官,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8]
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句丽在北。
三国当中,高句丽受中华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综合国力最强,处境也最微妙。东边的南朝和北朝,南边的新罗和百济,西边的日本,北边的靺鞨(读如末合)、室韦、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当然,高句丽自己并不省油,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也觊觎已久。
因此,中国南北对峙之时,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大体上说,是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勾结日本,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都争相与中华建立各种关系,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来者不拒,而且尽量阻止对方与他方往来。高句丽与新罗、百济、日本也一样,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具有排他性。两朝三国一倭,构成东亚波诡云谲的画面。
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干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交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12]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13]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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