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1 / 1）

人人有罪，无一例外。

至此，新老宗教的区别一目了然。

犹太教：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基督教：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罪人”。

哪个更有开放性？

基督教。

是啊！既然人人有罪，那就无分你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也都需要救赎，不管你是罗马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以，基督教降低了入教的门槛，取消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比如不吃猪肉、要行割礼等等。割礼是犹太人与上帝立约的凭证，相当于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基督教则改为在头上洒水，显然更容易被成年男子接受。

它成为世界性宗教，也绝非偶然。

更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诞生了。

这就是平等和博爱。

博爱来自救赎，平等来自原罪。道理很简单：人人有罪，则人人平等。人人生而有罪，则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权利既然为造物主所赋予，那就不可让渡。

天赋人权的观念，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何况平等并非人的许诺，而是神的旨意。人的许诺是靠不住的，神的旨意则不可违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理念一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就有了一个可实现和可操作的方式，尽管不是最好的。

下一步是制度的设计。

原罪的观念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所谓原罪，不过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和作恶的可能。因此，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不敢犯罪和无法犯罪。对公权力的使用，尤其如此。

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不过天赋人权也好，三权分立也罢，都是后来的事情。从基督教的诞生到现代文明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甚至在走向光明之前，先得堕入黑暗深渊。这是人类文明不得不支付的学费和代价。

在此刻，则必须有人以血献祭。

这个羔羊，就是罗马。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皇帝陛下谦卑地跪在了米兰主教的面前。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头戴高冠，身穿一级大礼服和豪华披风的主教，庄严肃穆地来到一身素衣的皇帝面前，沉稳地问道：你知罪吗？

皇帝答：知罪。

主教又问：愿意忏悔吗？

皇帝又答：我忏悔。

得到虔诚的回答后，主教带领在门外等候许久的皇帝进入教堂，并在祭坛前赐给他一小片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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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臣民们目睹了全部过程，因为此君的忏悔被要求公开进行。这当然让皇帝陛下尊严尽失，却使基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直上云霄。

这是公元390年的事，当时中国是东晋，忏悔的罗马皇帝叫狄奥多西。这位被教会赠予“大帝”称号的君王堪称划时代人物：在他死后，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在他生前，基督教被定为国教。

两件事都意义重大。

基督教被定为国教，是在狄奥多西忏悔两年后，即公元392年。这时，距离相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三百六十多年。这在历史上虽然不过弹指一挥，对于基督教来说却是天上人间。

变成“执政党”的基督教会迅速举起了大刀。第二年（公元393年），被教会控制的罗马元老院宣判天神朱庇特有罪，同时立法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它是当年希腊人献给众神之王宙斯的。

此后，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被陆续关闭，属于所谓“异教世界”的藏书不断流失，或被焚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被打入冷宫，直到四五百年后才因为阿拉伯人重见天日，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西方史学界把公元393年称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八十多年后，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

其实帝国早就该亡。这一点，从迁都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那天起，就已命中注定。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只是坚持和重申了信仰自由的原则，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合法地位。然而君士坦丁的倾向性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要建立基督教的独尊地位。为此，他不惜动用国库为上帝大兴土木，他的新首都也只有基督教堂，没有罗马神殿。

这是一神教的首都，不是多神教的首都。

偏袒是明显的，动机却相当可疑。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君士坦丁有什么必要把自己从罗马人的皇帝变成基督徒的皇帝呢？

也许，目的在于改变授权主体。

前面说过，罗马，无论共和国还是帝国，权力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执政官和皇帝只是代理人。政权既然是他人授予的，也就可以被他人夺去。罗马皇帝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不少还死于非命，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要想一人独裁又长治久安，就只能将授权主体从人变成神，即由“君权人授”变成“君权神授”。而且，多神教的神还不行，那会弄出众多的皇帝。犹太教也不行，他们的上帝只属于犹太人，罗马却是多民族的帝国。

基督教，成为唯一选择。

毫无疑问，基督教会也十分欢迎这样一个皇帝。他们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通过罗马皇帝，才能在人间得到实现，正如皇帝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神的授权。

皇帝和教会，一拍即合。

只不过，这笔买卖从君士坦丁谈到狄奥多西，用了八十年左右才算达成。双方的愿望和交易，则十分类似于中国汉代的独尊儒术：你许我独尊，我许你独裁。

然而结果却不相同。儒家当真效忠了帝国，帝国却未必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并用。相反，狄奥多西当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却并不许他独裁，反倒要他忏悔。

买卖，也并不总是公平的。

原因在于供求关系。要知道，罗马皇帝并不能直接跟上帝对话。按照当时的教规，神意只能通过主教来传达。皇帝以为笼络了主教就能靠拢上帝，哪晓得自己反倒从君主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半，也不足为奇。

分裂是从迁都和分治开始的，后者因为狄奥多西，前者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迁都的真实原因。也许，他是要打造一个新罗马，这就需要新政体，也需要新宗教，还需要新首都。

罗马不再适合做首都，这在戴克里先的眼里就已经如此了。它因循守旧，腐朽没落，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但在君士坦丁这里，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城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多神崇拜的势力太强也太顽固。

多神教夕阳西下，一神教旭日东升，你选哪个？

傻子也能得出结论。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

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